最近，关于“英国决定让60%民众感染新冠肺炎，为了群体免疫要牺牲多少人”的类似文章遍布朋友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网民的集体公愤，舆论纷纷谴责英政府的草菅人命、嘲讽科学顾问谎言连篇。
仔细回顾一下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12日的讲话，他表示英国暂时不会采取类似其他国家的严苛措施。时机的把握很重要。所谓的延迟政策，是希望将疫情的高峰往后推迟几周，建议轻症患者在家自我隔离，延长爆发期，届时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将处于更强健的状态。
诚然，英国政府的防疫措施过于松散，让民众做好准备，“将失去更多的所爱之人”的言论也过于冷血，但断章取义的概括为英国将采取放弃4000万人口的政策也许过于草率。
面对新冠肺炎这个2020年全球的黑天鹅事件，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大相径庭，有主战派，有主和派，有的采取遏制策略，有的则选择推迟政策。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时间点和感染情况不同，应对的方法自然不同。任何脱离了国情的政策讨论都没有太大意义。这和很多因素相关，包括文化风俗、政治体制，包括领导者是否能够很快的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公共卫生决策；国民的配合程度；是否能有效的执行国家决策；是否有足够的卫生系统来识别及治疗病毒等等。
在国人的思维模式里，人可以胜天。新闻里较多的标题是“抗击疫情”、“打赢疫情狙击战”。政府几乎是全能的，可以迅速解决问题。这次抗疫举全国之力：各地区的医疗队去武汉支援、出动了人民解放军、火神山的迅速建立、造汽车的工厂开始生产口罩、14亿人“家里蹲”。
西方人则更强调自然规律，认为病毒将和人类长期共存，物竞天择或生老病死是一种常态。政府该做的是应对危机、降低伤害，把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降到最低。民众尊崇“小政府”，更愿意相信自己。政府更多的是提供透明详实的信息及充分有效的公共资源，最后让企业、公民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做决策。
英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应对措施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譬如他们不愿意戴口罩的一个原因是，普通口罩并不能有效阻挡病毒的飞沫传播，而有效的医用口罩是医疗器材，应该留给医疗人员使用。不要用脏手触摸自己的口眼鼻，勤洗手才是最有效的个人防护和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日本政府表示，最担心的是医疗系统大规模的被挤兑，号召轻症患者不要入院检查，在家自行隔离，在家静养反而能抑制病毒的扩散。要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重症患者和其他病的患者，毕竟，不是只有新冠肺炎会死人。
大部分国家现在的共识是不可能也不适合完全按照一种方式来应对疫情。第一是公民做不到。比如英国人，不让民众去上班的后果很有可能是一部分人都去逛街、购物、酒吧喝酒。国家一声令下，十几亿人全体家里蹲，这在欧美人眼里也是世界奇迹。如果像武汉那样关在家里完全不准出门，估计不用几周就开始有人上街游行了。他们没有对政府要求必须严格服从的思想（mentality），中国民众则忍耐力极强、配合度高、有大局观。
第二是很难执行。像英国这种公民社会，诊断出一个病例，是不可能把患者的姓名、家人的姓名、患者的行动轨迹全部公布的，他们很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譬如，笔者收到牛津大学给全球校友发送的疫情情况更新邮件。学校会通告共有6名在校同学确诊，且现在情况良好，并接受治疗，会详尽描述学校已采取的防疫举措，给学生提出具体的防护建议，但对患者的姓名、性别、国籍、所读院系、宿舍位置只字不提。
此外，英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进行监督，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检查。中国则有居委会、小区物业、门卫、街道城管等各种社会监督人员。
第三是医疗资源的结构和竞争力。中国动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做了大量的核酸检测、广泛应用大数据，并紧密跟踪患者的接触情况。英国一方面社区密度低、居住条件比较好，所以强调轻症患者先在家隔离，并注意避免家庭聚集的交叉感染。另一方面，英国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冬季流感季是医疗高峰期，医疗系统本来压力就大。再加上脱欧事件的影响，不少护士还需要处理签证问题。
据英国朋友介绍，在考虑学校是否要停课时，政府担心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是医生，对孩子的照顾是否会加剧医生严重匮乏的局面。再如美国，尽管国家富有，生物医药全球领先，但医疗保障体系仍十分昂贵、医疗安全网轻薄。美国有逾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有逾1100万非法移民。如果按照中国的数据，约5%的患者需要ICU， 需要强化治疗和先进精密的仪器。美国现在有95000个ICU床位，、62000个人工呼吸器，6000多个医院里有290个医院可以提供强化治疗，当中还包括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其他重症病人。在医疗卫生领域，很多权力是下放给各个州和城市的，譬如各个州有权决定何时进入紧急状态。
除此之外，像中国2月这样国家经济的完全停摆，欧美政府也很难承担其经济、社会代价。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旦停摆，国家会立即陷入更大的灾难。既然没有办法采取中国的防控模式，无法不惜代价的动用大量社会资源，只能佛系地接受这个疾病会成为大流行的态势。当然，各国政府不是无所作为。譬如欧洲国家都在逐步加大医院为可能增加的重症患者数量做医疗储备。美国有四家制药厂在按照不同的方式，多管齐下地研制4种疫苗，最早的Moderna将在3月18日开始临床测试。
新冠肺炎疫情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医疗资源、国民配合度等一系列情况做政策决定。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的做法是完美的，这么庞大的紧急应对和全民动员，总会有纰漏，总有人遇到各种困难而得不到救治，这是资源分配与效率的问题。政府们都试图在人民正常生活、经济正常运转，和医疗资源挤兑，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也许这也是一次重拾全球合作及精英阶层重要性的良机。各国需要共享与协作，关于治疗方案、应对经验、管控体系及药物资源。这其中，科学家、医学专家等技术官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是官方或民间，中国已经开始由接受援助转为向全球输出经验，展现大国担当，拥抱全球合作。一方面，中国派遣志愿医疗专家团队赶赴全球重灾区提供支持、向各国捐助医疗物资、第一时间提供病毒的基因序列；另一方面，中国专家与海外医疗人士分享了中式防疫方案，包括在重症监护室治疗COVID-19的实践细节、目前进行的各项临床试验的进展以及像上海这样特大城市的公共卫生防御措施。这些经验在中国已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对全球来说，借鉴意义重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此次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都表示认可和感谢。
在近年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反全球化风潮盛行的背景下，希望对新冠肺炎的抗击能重新唤醒全球合作的共识。在自然面前，人类终究是及其渺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来应对这些挑战和灾难，就如在中国民间寄往日本捐赠物资箱贴上写的那样，“相知在急难，千里亦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