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捷径，袁隆平用60年时间把最普通的事做到了极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88岁的袁隆平又一次登上了头条。5月31日，他带领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团队完成了“沙漠里种水稻”的试验，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
人们又一次惊呼：奇迹啊！
谁也没想到，这边热度还没下，“奇迹老头”又把新目标提上日程：下半年，袁隆平团队将启动100公顷的“海水稻实验农场”。环环只能说，袁大神的水稻，种到天涯海角；袁大神的目标，下地永不服老。
第一次见到袁隆平的人难以想象他会在下田这件事儿上如此执拗。平日里，他亲切得跟邻家大爷一般。他去开会，若遇上身体不适，会亲手写一张请假条给工作人员表达歉意。可有时去田里，身边人准备好各种小钢瓶、应急药品，他反而要抗议：“你们别把我当成病人看。”他不喜欢别人说他老，倒是自称“80后”或者“资深帅哥”。
这种执拗出自何处？“好胜心。”袁隆平对环环说，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对田地、对水稻如此上心，“我好胜，想争取新的东西，但也不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们说我是想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做贡献，当然也有，但绝不是全部。”
他觉得，可能是从小饿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自然灾害，他没吃过一顿饱饭，常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今天回忆起来，他总要叹息：“肚子饿起来真难受啊！”
也可能是为了不断证明自己。袁隆平刚开始做研究时，不过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许多人对他不屑一顾。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他就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他遭遇过秧苗全部被毁；寻找雄蕊败育野生稻的10年里，他不断被泼冷水……但他能做的，就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实验，哪怕海南的烈日和云南的地震也不能熄灭他的杂交水稻梦。
就是这样的坚持，最后迎来了上天与土地的眷顾：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稻“野败”，这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杂交水稻正式登上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第二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1981年,菲律宾召开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袁隆平被世界科学家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即便是功成名就之后，袁隆平也遇到过不少挫折甚至争议。1988年，他在英国伦敦获得让克奖，奖金2万英镑，回国后不久，又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那是科技的春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两系杂交稻风头正劲。但第二年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盛夏低温，两系杂交稻产量严重下滑，很多专家都觉得这种水稻育性不可控，认定两系杂交稻到了穷途末路。全国都开始停种两系稻，最后只剩下湖南没做决定。
在湖南，反对两系稻的，有学者，也有行政领导。专家、领导坐在一起开会，全场只有袁隆平坚持种植。他平静地说：“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这样，为了证明杂交水稻的生命力，花甲之年的袁隆平又回到了田里，整整研究两年，终于找出了“病因”：两系稻的育性变化不仅与光照有关，还和温度有关。既然两系杂交稻育性波动的关键在温度临界点，那就可以用降低温度临界点的方法解决减产问题。
从1988年往后，有关杂交水稻的此类争议时不时会出现，袁隆平的应对方法永远只有一条：下田实践。人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70岁袁隆平又下地》《87岁的袁隆平悄悄下田》《为了种田，袁隆平把抽了60多年的烟都戒了》……他心里始终信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实践，袁隆平错过了许多：母亲的弥留之际、儿子的成长、与妻子的缠绵悱恻。上世纪70年代他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时，他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整个盛年时期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袁隆平现在有两个梦。第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曾梦见试验田里，超级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人们就坐在下面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要覆盖全球梦。全世界现在有22亿多亩稻田，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稻，每亩增产150公斤来算，可以多养活4亿~5亿人口。
袁隆平说，曾有菲律宾的老中医帮他诊脉，说他身体很好，至少能活到98岁，所以自己“至少还能干10年！”前些年，他还会和年轻人打打球，总能赢。“年轻人不是不敢赢我，他们都想扣我。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赢成了袁隆平一生的信条，他赢了饥荒，赢了争议，赢了天赢了地，也赢了如梭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