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4月24日，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患者，已经超过88万人，死亡超过5万人。
如果说，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时候，是钟南山院士给我们普通民众打了镇定剂、强心针，那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号人物——他就是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Anthony S. Fauci）。
79岁的他，也是美国最权威的传染病专家。
自从新冠疫情在美蔓延后，福奇便进入白宫应对疫情特别工作组，并经常与总统、副总统等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也是最经常“怼”特朗普的人。
很多中国网友开始知道福奇博士，是因为他在3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特朗普提到“深层国务院”（一种政府阴谋论）时，用手捂住脸，憋笑的表情一时间成为了刷屏的表情包。
当然，福奇博士可不仅仅只是背后笑笑就叫做怼了，他的怼可绝对不是戏谑而已，他每一次与总统的呛声，都是为了美国民众能够顺利应对这场新冠疫情。
敢对呛，那必然是有点本事才敢站出来的：福奇博士是六位美国总统有关艾滋病和国内外健康问题的顾问；
2019年Google学者研究论文引用排名，福奇博士位居41位；
科学网（Web of Science）统计1980-2019总论文引用量，福奇在全球220万免疫学领域学者中，排名第8位；
福奇博士获授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这是美国平民享有的最高荣誉；
福奇博士先后被45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福奇博士是收入最高的美国联邦雇员之一，年薪约40万美元，比美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或首席大法官还高。
早在2月份，福奇就曾公开表示美国爆发COVID-19疫情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却轻描淡写，试图缓解与疫情有关的任何潜在恐慌，并一直暗示新冠病毒是一场“大号流感”，一切尽在掌握中。
3月12日，福奇博士在国会上就驳斥了有关 “这种病毒并不比普通流感或H1N1等疾病更致命”的说法。他说：流感的死亡率只有0.1%，而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它的10倍。
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夸口，“要让每个美国人都能接受核酸检测”；福奇直言，美国检测系统“并不真正适合我们现在的需要。不能做到你所要求的（人人都能做检测）。这是一次失败，我们承认吧。”
3月21日，特朗普发推文吹捧羟氯喹和阿奇霉素，称其应该立即使用抑制新冠病毒；福奇和其他的传染病专家，就立即辟谣表示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实验才能证实。
特朗普于4月10日表示，希望在5月1日全面恢复美国所有的经济活动，但福奇斩却钉截铁地指出，除非新冠病毒得到控制，否则从经济上讲，真正的复苏将不会发生。
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福奇承认他和特朗普在某些事情上确实存在不一致，但有时特朗普也会听从。“他走自己的路。他有自己的风格。但在实质性问题上，他确实听我的意见。”
在福奇看来，在疫情面前“你必须确保你说的绝对是事实，不能隐瞒数据。”毕竟，此时美国民众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打赢这场战的人是医生，而不是一位政客。
福奇在布鲁克林区的班森贺长大，那是意大利裔美国人集中的社区，他曾在采访中提到，“大家都很重视家庭、很温暖，这对我的成长影响巨大。”
他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都叫我父亲医生，当时药剂师都叫做医生，因为那时很多人没钱去看医生，或者不愿意花时间去预约医生，这些人就会去社区的药房买药。”
福奇将自己走上医学之路，归功于他的父亲一直在鼓励他努力追求卓越。
从年少时坎坷不平的移民区到美国科学界的最高层，福奇表现出了惊人的使命感和自信，自始至终，他都被强烈的探索新事物的欲望所引导，并致力于公益事业。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这么评价福奇：“福奇曾就读于里吉斯中学，该校是曼哈顿的一所耶稣教会学校。至今，他仍会时常引用教会学校学到的话：讷于言，敏于行。”
在里吉斯高中，福奇是篮球队的队长，后来在圣十字学院，他在那里学到了 "严谨的思想和精简的表达方式"。
这些校训一直影响着福奇后来的为人处世，包括对科学的不懈追求和严谨态度。
福奇曾说罗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修会 "是由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所驱动的——严格的学术追求、开放和诚实，而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束缚"。
因此对于福奇而言医学是一条自然而然的职业道路，因为它平衡了他对科学的热爱和与人交往的需求。
福奇本科毕业于圣十字学院，之后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那时作为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他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领导能力。
他以前的同事、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前院长、医学博士史蒂文·加贝曾评价他："他似乎总是能够切入最重要的问题，并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描述行动计划。”
后来福奇在1966年以第一名的身份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在越战时期他未应召入伍，而是入职公共健康卫生局。
在两年的实习期后，他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谢尔登·沃尔夫的实验室录取为研究员。
对福奇来说，NIH是 "学术进步和学术领导力的中心"。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与一项疾病长达三十几年的斗争，奠定了他在传染病领域的科学权威。
1981年的夏天，洛杉矶和纽约市的男性同性恋者中，第一次出现了不寻常的疾病，这些患者感染后表现的症状，他几乎从未在有正常免疫系统的人身上见到过。
"我有一种非常沉痛的感觉，"福奇回忆说。"我意识到，我们正在面对一种新的疾病，这最初的几个病例可能真的会导致一场公共卫生灾难。"
他的一些同事对此持怀疑态度，但福奇立即投入到工作中，改变了他的实验室方向，组建了一个团队来研究开始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艾滋病”。
1984年，福奇成为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我的目标是对该领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不仅是艾滋病，而且是所有传染病和免疫学。"
他也确实做到了。
在过去的20年里，NIAID从NIH的第八大，预算3亿美元，发展到第二大，仅次于国家癌症研究所，预算近50亿美元。
但回顾当时，福奇面临的来自社会、政府的压力绝不简单。
那时候，艾滋病开始在美国年轻人群体中蔓延，其中大部分是同性恋群体，当时的里根政府对艾滋病也采取消极态度，没有采取行动和回应；在里根政府时期，福奇又是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
艾滋病患者活动的人认为，政府无视那些死于此病的人，而福奇作为里根政府的艾滋病问题专家，不过是想借此升职，福奇也被骂是 "无能的白痴 "和"凶手"。
甚至在1988年，一群示威者冲进了NIH校园，要求更快地获得实验药物。面对恐吓，福奇没有把保安叫来，而是把这群人的头目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在后来，他还接受艾滋病宣传组织 "Project Inform”的创始主任马丁 · 德莱尼邀请，到旧金山亲眼目睹艾滋病患者的困境。
庆幸的是 在艾滋发现的早期，他虽被抗艾宣传者们视为应被烧死的罪恶之人，如今他赢得了这些宣传者们的信任与尊重。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说的话绝对有道理，"福奇说，“开展对话，最重要的就是让活动家们参与到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参与更多研究阶段。"
第一任布什政府时期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路易斯·沙利文评价福奇，
“他是一个真正被所有不同的组织和围绕着艾滋病挑战的人所信任的人，从科学界、学术界到活动家社区，我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广泛地被所有这些不同的群体所接受。"
自1989年以来，福西一直被一连串的总统要求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他都一一拒绝了。
"如果我接下这一职位，那将使我离我真正觉得自己想完成的使命还有一步之遥，"他解释说，"即艾滋病，获得疫苗，获得更好的药物。"
在这份工作中，福奇似乎从未疲倦，他经常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他的同事也提到，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他一定会确保完成，哪怕他必须亲自去做。
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能量？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体验，"福奇说，"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将对数千万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是数亿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艾滋病预防宣传代表拉里·克莱默曾说：“人们都认为我讨厌他 或者今晚我要说他坏话，但我喜欢安东尼，其实我认为我和他有更复杂的关系，相比其他人更甚。
他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被人们视作上帝，他因为没法像上帝一样治愈百病而被唾弃。这想法糟糕，他虽不能帮助我们治愈艾滋，但是他一直在研究，为我们大众而战斗，一直为抗艾而战斗。”
一直以来，正是因为福奇对于科学的尊重与相信，不管是面对特朗普对于疫情的“错误信息”，还是面对“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他才能够守住底线，坚持自己的判断，破除谣言。
想起当时《科学》杂志的记者问福奇：你没有说过中国病毒。(特朗普经常把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传播病因称为 "中国病毒 "或 "武汉病毒")。
福奇回答：永远不会。
而且你永远不会，会吗？
不会。
但屡次与特朗普政府意见相左，让福奇现在处境不仅尴尬，还危险。有报道称，他近期接连收到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和保守派的威胁。
同时，美国多地爆发反“居家令”集会，甚至有示威者喊出了“法西斯福奇”、“开除福奇”的口号，特朗普却形容上述举动是“伟大的”。
面对重重压力，福奇曾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是我的工作，就是我选择的生活，以及我正在经历的。很显然压力很大。我不会否认这一点。我以前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可以追溯到37年前艾滋病大流行之初。这就是工作，我们必须去做。”
大概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前总统大布什在全国辩论上，面对一亿人观看时称之为国家楷模。
“你认为哪些人能作为美国年轻人的楷模，并能够激励整个国家？”
“我认为是福奇博士，你们可能从没听过他，他是个很棒的研究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顶尖的医生，他潜心研究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