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完善的内循环体系，很难抵抗外部风险。
1883年10月4日，第一列“东方快车”从巴黎东站驶出，经过3天9小时40分钟，抵达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几千公里的行程，穿越了法、德、奥、土四个世界级强国，这还不算帝国治下各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当时，铁路虽然已经在欧洲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复杂的国境线还是让这样的长途客运成了了不得的创举。
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长途铁路运输此时却已经不是新鲜事，甚至在被更先进的运输方式取代。
美国第一条铁路的建设，比英国晚了五年，但铁路在美国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却远远大于欧洲。南北战争后，用火车在各个城市间输送货物的北方，战胜了用轮船向欧洲输送棉花维持繁荣的南方，美国的铁路运输空前繁荣起来。
比起支离破碎的欧洲，领土广袤的美国有着铁路发展的先天优势。1869年，“东方快车”通车的十五年以前，美国已经修成了当时全世界最长的铁路：横跨整个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从曼哈顿的港口一直延伸到西部的金矿，催生了无数铁路巨头。全世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电报线也在铁路两侧应运而生。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铁路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短短三十年间，美国已经有了4万公里的铁路。铁路大亨们之间的斗争，已经从各自拥有铁路里程的长短，转到了运送什么货物上。
激烈的铁路大战中，全美最大的铁路大亨、荷兰裔商人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把目光投向了一种新的产品——煤油。
当时，对成千上万美国人来说，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是漫漫长夜的必需品，它正在点亮整个美国的灯光。
1868年，并购伊利铁路失败后，年过古稀的范德比尔特找到了当时只有26岁的约翰·洛克菲勒，对方在克利夫兰拥有一家煤油厂，以品质稳定和安全驰誉全美。
便利的铁路运输给当时濒临破产的洛克菲勒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机遇，他利用运输优势，大举收购了附近几乎所有的石油生产商，“标准石油公司”就此诞生。
1871年，宾州铁路公司的西部主管托马斯·斯科特也来到克利夫兰，向洛克菲勒开出了40%的高额运费回扣并表示，合同明天就可以送来。
很快，新的运输协议签订了，标准石油公司凭借低廉的运输成本垄断了全美90%的煤油供应。而洛克菲勒此时却找到了一种比铁路更快捷的运输方式：他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输油管道。比起火车运输，管道运输更加安全也更加便捷，而通过控制输油管道，洛克菲勒对石油行业的垄断更加稳固了。
美国的铁路行业因此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但在强大的国内需求的支撑下，铁路大亨们挺过了危机，并继续发展壮大。
另一位美国富豪、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事业也离不开美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修造铁路的需求让钢铁工业起步、发展，而越来越漫长的铁路，对钢铁工业的技术革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1874年，前面提到的铁路大亨斯科特支持卡内基在密西西比河上建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座钢结构大桥。在钢铁问世以前，1.6千米长的密西西比河大桥建造不啻于一个神话。美国广袤的国土、漫长的铁路线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让这种新材料有了用武之地。
短短十几年时间，卡内基在让自己的财富大量增值的同时，也将美国变成了一个钢筋搭建的现代化国家，美国最大城市纽约也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而正是在这座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人类第一个城市供电网才有了用武之地。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铁路带动起的，是整个美国国内市场的充分发掘：利用漫长而快捷的铁路线，美国工业大亨的产品可以从北部的工业区很快运送到东海岸的大都市，并将无数心怀梦想的淘金客运到西部的金矿。
十九世纪末，当美国人准备好走出美洲的时候，他们的本土已经能够消化足够多的产品，并为日益蓬勃的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为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提供腾飞的舞台。而早已走向大洋的欧洲，却正经历着殖民主义的最后狂欢。
01
1895年的伦敦东区，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工人拥挤在厂房里进行着繁重的工作，也经常有经营不善的工厂因为裁员，被工人团团围住。当时，工人们的口号很简单，只有一个词：面包。
对此，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罗兹向自己的记者朋友感慨道：“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
与当时的大多数英国人一样，罗兹相信，殖民事业不仅是他自己成功的钥匙，对大英帝国的国运也意义非凡。他向他的记者朋友吹嘘道，殖民地可以安置过剩的人口，让工厂和矿山的产品找到销路，并且最终让4000万英国人免于内战，至少不再像现在这样，因为失业问题让工人连面包都吃不上。
与美国比起来，欧洲各国本土狭小，只能从遥远的殖民地掠夺物资、倾销商品，
19世纪的最后16年，是欧洲各国对外扩张的“最后决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在1902年的估算，这一时期，英、法、德、比、葡五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在全世界获取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472亿人口。
相比之下，美国虽然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也加入了这场殖民大赛，但发展的重心一直在国内。
殖民地与本土之间漫长的远洋航线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最终一步步掏空了曾经掌控世界的欧洲。
欧洲的历史不断证明，拥有自己独立经济体系的大国，比单纯靠贸易立国的小国，显得更有竞争力，而且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欧洲却始终没能将自己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大陆，只能各自向外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
18世纪以后主导欧洲的英法两国，在美洲的非洲占领了大片的殖民地，它们直接从自己的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倾销商品。而英国最终在18世纪末战胜法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靠的也是更广袤的殖民地和更先进的殖民地经营方式。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用复杂的公式论证自由贸易的好处时，英国从自己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的工业原料、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对世界各国的绝对的贸易优势，并因此完成了工业革命。
面对咄咄逼人的英国，其他欧洲强国一方面不得不拿起“关税”的武器自保，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加紧扩张殖民地，为自己的“内循环”赢得空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除了日本和美洲，几乎全世界都成了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但是，靠殖民地维系的内循环体系，注定是不牢靠的。19世纪末的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就说过，维系英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位的殖民地，变得越来越像是“挂在自己脖子上的磨盘”。
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虽然看起来是在不断地为欧洲“输血”，但土地和人民毕竟是带不走的，而欧洲要维系这种殖民统治，也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虚弱的欧洲不得不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
1926年，伦敦帝国议会发布了《巴尔福宣言》，承认了英国本土和各个自治领都是英帝国之下平等的政治实体，拥有相同的内政和外交权利，维系了数百年的英国殖民体系宣告瓦解。在以后近百年的历史中，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早已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印度渐渐成为亚洲地缘政治的重要一极，而欧洲却显得愈发暗淡。
就在英法的殖民体系瓦解时，美国依靠着内部广阔的市场，孕育出了欧洲不能比拟的创造能力。
20世纪初年，在电灯取代煤油灯成为美国新的主要照明工具后，掌控石油业的洛克菲勒通过内燃机的发展，让石油行业起死回生，也让整个世界进入了新的电气时代。美国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的短短三年内，美国向欧洲输出了69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顺差由4.3亿美元激增到35.6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更是在六年内制造了8.6万辆坦克、250万辆卡车、50万辆吉普车、29.4万架军用飞机、8.8万艘舰艇——其中包括147艘航空母舰。
战争结束后，欧洲大地满目疮痍，但美国的企业家们却凭借着战争带来的巨额订单，彻底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成为全世界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中心。
02
1946年，卸任首相的丘吉尔在他著名的“铁幕演说”中说道：
“从波罗的海畔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利亚斯特，一副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
铁幕西边，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巨额援助，并成功把西欧纳入了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铁幕东边，苏联任意划分各国边界，接手旧政权的工厂设备，并通过“经互会”将东欧各国变成了自己的“自留地”。
这是骄傲的欧洲人不能接受，但却不得不接受的。
二战之后，欧洲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而欧洲人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缺少“内循环”的欧洲，注定只能是美苏两个大国争夺的附庸。
1978年5月，中国派代表团访问欧洲。在法国，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被鲜红的地毯和夹道欢迎的人群吓了一大跳：这是接待国家元首的待遇，但是这次中方代表团带队的，只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
当时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幅员辽阔的国土、大量的人口带来的有效需求和统一自主的经济空间，多么令欧洲艳羡。
此时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只有在统一的欧洲，有了自己的“内循环”体系，欧洲才能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重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大陆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对欧洲统一的推动最为积极。1970年之后，历任法国总统都在积极推动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70年代末担任总统的德斯坦更是被称为“现代欧元之父”。对于制造业基础强大的法国来说，欧洲会向它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以应对从1970年以来半个多世纪失业率居高不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德国对一个统一欧洲的需求，更是越来越急迫。
2019年，德国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比重已经达到了70.8%，其中出口占GDP的比重是47%。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常年保持着世界第三的经济体量排名，直到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还是仅排在美、中、日之后，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强。
但是，德国这个欧洲最强经济体，是建立在将美国作为最大出口目的地的基础之上的。2018年，对美贸易占到了德国出口总额的8.7%，在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等方面，德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是达到了10%以上。
2019年，特朗普政府连续对欧盟加征关税，美欧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德国的经济增长也跟着踩了“急刹车”，年实际经济增长只有0.6%。2020年，美欧在贸易摩擦议题上仍然在打打谈谈，这让本已饱受疫情冲击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靠不住，国内的市场消化不了本国的产品，德国经济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统一的欧盟。
凭借着殖民地辉煌了三百年的欧洲，如今不得不重新尝试打破国界，构建自己的“内循环”体系。
历史上，不少人都有过“统一欧洲”的梦想。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帝国，到二十世纪初俄、法、德等国无产阶级“欧洲革命”的畅想，都试图将经济发达的欧洲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实体。但是他们的实践在这片最早孕育出民族国家理论的土地上都归于失败。
当代的欧盟可以说是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一次尝试，但随着英国脱欧和匈牙利等国保守势力的回潮，这样的尝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还在借着欧洲一体化，不断地向欧盟索要援助，让大国维系欧盟变得愈发力不从心。
2019年，不算欧盟国家内部的进出口贸易，欧盟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仍然达到46%。
但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可能是欧洲最后的机会了。
今天的欧洲，绝大多数知名企业都是二战以前留下的遗产。当苹果和华为争夺着世界通讯市场，微软、谷歌、百度、阿里巴巴在科技领域各显其能的时候，欧洲的经济支柱还是一个个从殖民时代活到现在的百年老厂。
与美国和中国相比，今天的欧洲注定不是创业者的乐园，也难以扮演从前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角色。内部需求不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内循环”的缺失，让欧洲失去了整个二十世纪。但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样的教训显得更为深刻。
0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靠着“国际大循环”，积贫积弱的韩国和刚刚从战争阴影里走出来的日本，都曾经创造了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却都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支撑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高额的出口贸易：政府以极其低廉的利率——甚至负利率贷款扶持企业，企业负责出口创汇，并通过实现更多出口，拿到更多的贷款。一来二去，企业发展成了财阀，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国民靠着在海外市场上不断扩张的企业，捧上了“永不失业”的“铁饭碗”，世界各国的外汇也源源不断流入韩国人的口袋。
但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韩国，这场美梦顿时瓦解。当时，韩国政府的所有外汇储备只够应付七天的外债，走投无路的金泳三政府只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12月3日，IMF用500亿美元“接管”了韩国。按照IMF的要求，韩国政府提高了银行贷款利率，废除了出口补贴和进口限制，并且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本国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本收购韩国企业。
刚刚踏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韩国，又被挤到了舞台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IMF向韩国提出，要求韩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终身制，允许企业大规模裁员。1998年，韩国迎来了独立后第一个失业潮，韩国失业率从2%左右暴增到7%。控诉“I. M. F. = I’M Fired？”的标语随处可见。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
1980年，韩国只有3800万人，而日本人口已经达到了1.17亿。同样是在1960年代的产业转移浪潮中兴起的东亚国家，日本无疑拥有更广阔、更稳定的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前，韩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朴正熙时代（1963年-1979年）鼓励出口换汇，才让韩国人过上了好日子。但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已经有所恢复。1950年代，日本战后恢复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东京都地区很快发展成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城市的扩张推动了现代交通建设，东京地铁成为现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标杆，新干线引领了世界高速铁路建设的风潮，而这些基础建设的需求又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
由此，日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196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后，日本重工业产品很快占领了世界市场。
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从这以后，日本的汽车出口率逐年攀升，并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汽车产业。对此，美国的反应直接而迅速：1981年，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汽车贸易协议》，后者每年向美国出口汽车的限额被压缩到168万辆以内。
到了1985年，美国更是迫使日本签下了著名的《广场协定》，日元大幅升值，使得日本出口急剧萎缩，经济也陷入长久的停滞。
但是，与韩国相比，日本经济的抗压能力还是要强很多。虽然签下了《广场协议》，经历了19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但凭借着国内消费能力的支撑，日本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
04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完善的内循环体系，本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国人民也很难从高速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的好处。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很多国家的历史却和这样的趋势背道而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上面这张图是韩国1960年至2019年出口占GDP百分比的变化趋势，很明显，1997年的经济危机后，韩国并没有真正改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贸易的窘境。在国际舞台上，小国的发展，往往只能靠补贴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谋得一席之地。但当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的舞台，政府的出口补贴也越来越难以被国际市场所接受，而没有了出口补贴，本国企业的利润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缺少内需的小国最后难免成为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一员。
韩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弊端在2019年再次显现。2019年全年，该国出口总额同比下滑10.35%，贸易逆差同比扩大44.17%。而在1997年危机后支撑韩国信心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受到重创，出口额降低了将近三分之一。
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总统文在寅，如今又到了风口浪尖，连着把两位前总统送上被告席的他，如今看来很难突破韩国历任总统“不得善终”的结局。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类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获得教训。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无法从历史中规避已经走过的悲剧。
这一点，大国有大国的优势：1970年代以后，出口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仍然不算很高。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敢于在全世界四面出击，与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大打贸易战的底气所在。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威胁，中国仍能保持经济增长，甚至在新冠疫情来袭时，保持全世界唯一的正增长。“内循环”的基础功不可没。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20年9月30日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提到了一组数据：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4%降至去年的17.4%，下降50%。也就是说，在2019年，中国国内产值的82.6%是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消化的。
林毅夫说，当今世界，除了中国，美国、日本等现在世界上主要高收入经济体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
“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只不过是澄清事实，更好认识中国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末，中国商品的出口占了GDP相当大的一部分。在经济起飞的阶段，“给外国人打工赚钱”，是每个新兴国家都不得不走的道路。但是，大国比缺少内需的小国的优势就在于，度过了“给外国人打工”的阶段，本国消费能力的提升，让这片经济大海越来越深厚，最终有了更广阔的内循环的空间。
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逐步为人们所知，但人们忽略了：在对外贸易发展的时代，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循环能力，对国家、社会甚至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只有当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世界经济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热闹非凡的国际贸易，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各个国家的“内循环”所拉动和引导的。
人类经历了数百年全球化的历史。随着技术进步和联通东西方的贸易格局演变，一代又一代的强国在人类历史舞台中心来去，自始至终未曾变化的，其实还是每片土地生产和消费能力的比拼。
星辰大海，永远始于足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