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逻辑： 走全球城市之路

当前，上海正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是在全球竞争中形成的，哪一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周其仁表示，城市影响力来自于辐射力，能给予别人的越多、越重要，影响力就越大。上海要充分发挥其独到的全球港口优势、金融中心优势、以及科创优势，扬长避短，在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乃至全球服务中奠定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
 
怎样才算是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是在全球范围集聚优质人才和资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辐射、引领和服务。城市的核心其实是辐射，也就是要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终究由其贡献的辐射能量来决定各自的相对重要性。
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集中要考虑的就要如何能对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以至于亚太和全球贡献哪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老上海为什么在全国影响力大？还不就是在那个时代能给全国提供其他城市难于匹敌的工业产品、技术管理人才、还有文化时尚。当别的城市还不能提供这些东西时，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别的地方会学习、改进、赶超，总有一批批的产品和服务别人也有，甚至超过上海、领先上海，让上海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最大的挑战是上海能不能不断形成新的辐射优势，不断拿出新的独到的产品和服务？从全球城市看，像伦敦、纽约、东京等，都经历过比较优势变化、升级的过程。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覆水难收的传统优势失去就失去了，关键是长出新的没有？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资思维来充当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不是把别处的GDP招过来、搬过来，好像搬够了数，自然就是全球城市。战略着眼点是增强辐射能力，要给别人东西。搬人家现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辐射不出去。建设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辐射能力，着眼于辐射来集聚，吸引、集聚为辐射。在市场里，真正厉害的商家是给人产品越多，他自己越强。
 
上海可以从哪些方面为别人提供服务而产生影响力？
全球化也导致全球城市的激烈竞争，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都比别人强。上海要在竞争中定位，拿出别人拿不出或很难拿出来的东西。目前来看，上海的全球港口优势、科创人才优势、金融优势以及比较精细的城市管理所带来高品质宜居优势，具有相当的独到性。
首先是全球港口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上海作为港口被发现就是一个全球贸易视野的结果。我们传统文明重农，鱼米之乡才是好地方。但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位置和港口才更具战略意义。因为上海不仅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还拥有长江流域广大的腹地和良港口。如果全球贸易发展起来，港口是贸易网络的节点，港口带起临港产业，能源、原材料的输出输入支撑制造业，贸易和制造又呼唤各种生产性服务、商事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于是形成的就不是单一中心，而是复合的、综合的中心城市。其实，现有全球城市伦敦、纽约、东京都是这么起来的，其中，全球级港口是很基本的条件。
当然上海港的优势已不再绝对。随着更多特区和我国经济走向全方位开放，铁路枢纽、航空港的相对重要性上升，涌现出很多后起之秀，山东、江苏、特别是珠三角形成了新兴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人工、土地成本比较高，固然不利于竞争，但考虑到人力资本、配套能力等因素，上海制造特别是复杂制造，依然有强大竞争力。
谈到人力资本，上海自近代以来集聚的人文优势，不可小看。现在有议论说上海人创业热情不高，没有冒出多少天下知名的大企业。但同时全球和全国很多大公司，又愿意来上海，这是为什么？这是不是涉及上海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上海有非常多优秀的“组织人”和“公司人”。 
其实更根本之处，是上海这个地方比较重契约精神。上海发展金融中心主要不靠地理位置，而是靠看重契约的社会氛围。金融靠信用安身立命，利益要算账，说话要算话，立约要履行，发生问题找律师，而不是“找大哥”，契约才能连接复杂的合作。比较把契约当回事，是金融的根基，也是全部复杂交易的基础。
 
下一波民营企业很大程度是科创型，上海一定要抓住这波浪潮
最近有议论说上海不具备创业公司所需要的环境，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但我认为，什么机会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否则还不早就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其实一个城市的长处短处，常常靠得很紧。刚才讲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贸易背景的产物，在开放、商业、制造、金融、文化等方面辟出一条都市崛起之路。正因为上海是全国财经重心所在，所以进入国家工业化以后，也一直是计划经济的重镇，对上海管得非常严。这和浙江、福建、广东包括后来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多少年非严守财经纪律不可，难冒出市场经济天下的英雄豪杰，这两件事情有一定的关联。
改革开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强、外企也强，但本土民企弱，有一个历史逻辑在起作用。前些年，总部经济有点补救，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进一步发展。问题是别的地方也不会眼看“孔雀”飞上海，大家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轻不是单边发力。从长期看，上海还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民企板块弱，不是小事情。但来日可追，因为时势造英雄，中国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时代节点，下一步有机会大发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学知识，更多靠“运用新的科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科创型民企一定引领下一波民企潮。
科创企业“科”字当头。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科研成果和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领先，加之城市综合生活品质比较高，对全国、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别具优势。这方面的优势上海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
一个关节点是转化，庞大的国家科学研究投入，如何转化为技术、产品和市场优势，反过来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我们去硅谷、波士顿、奥斯汀或特拉维夫看，大量科创企业与大学、研究院、实验室里的纯科学高频互动，越来越打成一片，在空间上差不多新创科技公司大量围着高校、研究院和实验室而建，说明科学研究、技术开放、产品与市场开发高度融合，来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在空间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远。
更实质的挑战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我们大部分高校科研机构都是国有的，如何释放科研成果转化的巨大潜力，涉及产权界定和体制成本。教授科学家搞发明，多少是国家的，多少是个人的或团队的，要有一条界定清楚的线。
美国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拜杜法案就明确了，利用公共资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大学，再由大学向社会转让专利使用权，转让价格公开竞争形成，没有联邦资产流失问题。教授开发团队和其他新设科创小公司，都可以参加使用权竞标，获得后再开发。
中国也参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经承认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教授科学家，即便对职务发明，也拥有合法的权益占比。虽然不少地方把这个权益占比定得还比较高，但表达了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政策倾向。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国有机构科研成果转向市场，整体定价程序还是手续繁杂，关键是我们的大学还行使不了国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你让它行使，它要问这个部那个部，问来问去谁也不肯为国有资产流失担责。在整个专利市场作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仅提高研发团队的权益占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整个专利无价，研发者权益占比再高，实际意义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