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盛极宋元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曾指出，虽然泉州如今只是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年至1400年间，它是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1292年，马可·波罗自泉州离开中国，他盛赞泉州是比亚历山大港更为繁盛的贸易港口，还称那里“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1年从德里出发，代表苏丹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外交之旅。虽然现代学者普遍对他中国之行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他自称于1345年来过泉州（当时称为“刺桐”），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大海船百艘，小船无数”。

泉州城区（大致为现在的鲤城区）在福建省府福州以南约200公里，其往南约100公里外则有近代通商重镇厦门和古城漳州。“泉州”得名于府城东北泉山，此山相传有一眼孔泉，此泉滋养地方，因此将该地命名为泉州。泉州古称“刺桐”，南唐时期，祖居泉州（永春县）的留从效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据有泉漳地区17年，形同自治。主政泉州期间，他扩建了这座城市，还在城墙边绕植刺桐，“刺桐城”由此得名。

人类学学者王铭铭认为，泉州的黄金时代始于8世纪。地方人口的饱和迫使泉州从唐代开始从传统农业转向海外贸易，其大型港口城市的地位于宋元时期升至顶峰。这不仅带来了全球各地的珍贵货物、人口、技术和思想，还赋予了这座中国滨海城市一种难得的“四海一家”的气质。翻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营造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着自己的世界体系——重商思想绝非在“士农工商”阶级划分森严的传统帝制中国毫无根基，贸易带来了种族与文化的兼容并蓄，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滨海边陲的生存之道

在唐代以前，泉州一带地广人稀，归属郡地变更频繁。古泉州人多为北方南下的移民， 北方移民为泉州地区原住民（闽越人）带来了北方农业革命的成果。在汉人迁入闽越地区之前，闽越人享有丰厚的自然资源，无需从事大规模农耕便可生存。泉州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北方地区相对更接近，为南方少有的适宜种植小麦、黍、豆类的地区，因此迁入福建的北方汉人习惯于向泉州地区聚居。然而到了唐-五代时期，人口膨胀还是引发了农业资源紧张、物产不足的问题。

从唐后期到宋初，泉州出现了一个向商业繁荣过渡的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休·克拉克（Hugh R. Clark）认为，此时恰逢“政权的空白时期”，即从中唐动乱到宋朝建立的300年间，泉州所在的南方地区脱离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地方性政权得以为了开拓生存空间采取灵活手段，民间商业因此得到了地方政权的鼓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唐中期之后，中国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中外商人逐渐开始倚赖海上交通。对外交通路线的改变促成了既有的中印交流路线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更广泛的交流路线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一道成为中国南方四大港口。不过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前，该城的对外合法贸易都需要通过广州的市舶司审批。

北宋时期，泉州作为闽国（909-945年）的一部分重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统治版图。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泉州商人利用宋朝对以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兴趣，使地方海外贸易得以官方化，进一步促进了泉州贸易港口的发展。到宋神宗的时代（1068-1085年），泉州的海外贸易量已经赶上了广州。广州的地方官员出于贸易保护主义，对泉州海商多加掣肘。为了获得海外贸易的自主权，泉州知州上奏“置市舶于泉”，然而这一请求并未获得朝廷的首肯。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的圣旨才发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这和当时担任刑部尚书的泉州籍名士苏颂运用朝内人脉推动了这一决定不无关系。

海外贸易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当时的泉州已经是世界性的经济重镇。彭慕兰认为，早在宋政府于1087年正式承认泉州的港口地位时，它已经成为帝国最繁忙甚至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商人的海外活动范围达到印度、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了较为固定和官方化的经济文化关系。宋元时期，泉州的海上航线共有四条：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的故临前往大食；从泉州经大食中转亚丁湾进入东非沿海；从泉州经大食往西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在此期间，泉州外销了大量当地出产和中国其他地区出产的丝绸、陶瓷、茶叶，进口了出自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一线的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海货以及舶来的食物和药品（比如海参与燕窝）。中国的城市精英垂涎产自非洲和东南亚的象牙，象牙被大量制成佛像、笔、扇子、盒子，或点缀于家具之上；他们对熏香的强烈需求则被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木满足。

在元代，泉州行会非常成熟（据称有120行），它们保护从业者的权益。另外还存在被民间称为“船帮”的海上航运行业组织，负责调度航线、组织货运、协调船民关系；泉州城内的一些区域里还形成了海外商人组织。私营海外贸易由民间商人独立进行，官府征税。官营海外贸易，或称“朝贡”或“交聘”，原则上由各国对中国进贡礼物，由市舶司回馈价值更高的礼物以示朝廷宽厚。

大量的海外贸易不仅满足了上层阶级的物欲、填满了商人的钱袋，还改变了中国普罗大众的生活。举例来说，源自东南亚的占城稻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泉州进入中国的。另外一种从国外进口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农作物是棉花，它也很有可能是通过泉州从印度进入中国的。

贸易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的金融创新。唐朝和北宋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兴旺的经济体之一，当这两个朝代遭遇货币不足的问题时，采取了诸多创新的金融措施，例如以铅、陶片为材质铸造硬币，以丝、茶等大宗奢侈商品充当货币进行大型交易，发行纸钞。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就已经开始印制通行的纸钞，西方要再过数百年才有同样的东西。由于中国印制纸钞的技术优于东南亚和东亚其他国家，中国纸钞本身甚至就成为需求甚大的外销品。

现代性有其“东方土壤”？

对外贸易的发展令大量外国商人和宗教团体来到泉州，其国际化程度堪称古代的纽约。在泉州港的全盛时期，定居于此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

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泉州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一支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中文中称“石笋”），还有一块刻写着印度教教义的石碑。石碑由泰米尔文和中文双语铭刻，从文本的娴熟优美来看，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支持态度。戈登指出，“伟大亚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规劝君主们尊重并欢迎旅行者带来的新鲜资讯，重视商人的价值，保护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