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过度旅游限制了城市发展

杨非 总117期 2018年 8月号 城市经典
跟许多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仍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前行。摆在这个城市面前的,是一道难解的选择题:在旅游业带来的巨大收益面前,应该如何适度收手,守住城市最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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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看演出,可以开发票。”在名为“红房子”的表演场所门口,黑皮肤青年用流利的中文招揽往来的游客。夜幕低垂,但整条街道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街头的红色路灯是它的标志,诱惑更多人向里涌入。
这是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也是整个城市的流量集中地。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游客是这里的“主流”。根据预测,这座仅有85万居民的城市在2018年将接待游客1850万。
在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游客与居民之间的拉锯战还在加剧。游客涌入抬高了当地的地价、房价,居民只能向郊区,甚至其他城市搬迁。
今年初,阿姆斯特丹将游客进入的闸门拉到最紧——一系列新的限制政策中,游客被禁止长时间注视橱窗女郎,旅行团在驻足讲解时必须背对橱窗……甚至有人猜测,由于游客数目大大超过政府可控的范围,红灯区将面临“关门”危机。
跟许多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仍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前行。摆在这个城市面前的,是一道难解的选择题:在旅游业带来的巨大收益面前,应该如何适度收手,守住城市最后的底色。

红灯区攻守战
一走出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空气中的大麻气味就会迅速钻进游客们的鼻腔。这只是开始——在这座城市,每个感官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刺激。而将这一切集于一身的红灯区,正是当地旅游不容错过的一大看点。
回顾历史,红灯区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最大压力来自政策层面。对性产业持包容态度是荷兰的传统做法,但惮于负面影响,长达一个世纪的禁令出炉。多年游说后,荷兰在2000年再度放开了限制,这才让红灯区真正得以发展。
当时,开放性产业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对于阿姆斯特丹人,开放是引以为傲的城市特质。彼时流行的说法是,该政策是对更多职业的包容,并更能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颇受当地居民认可。
现在看来,性产业已然成了提升城市收入的有效工具。2014年,荷兰官方公布了一组数据:红灯区与大麻馆每年能够带来25亿欧元的收入,占全国GDP总值的0.4%。更重要的是,这推动了以性旅游(Sex Tourism)为特色的旅游业发展,2016年,全市旅游产值达41亿欧元,占全市GDP总值的4.1%。
在诸多评论家看来,这是当地政府的算盘——希望以旅游业缓解经济危机对城市带来的影响,更多新建酒店被用来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消费。
有利则有弊。随着以扩大利益为目的的非法行为愈加猖獗,游客人数爆发式增长,政府的管理难度逐渐升级。在当地报纸时常会出现人们的抱怨:随处可见的啤酒瓶、醉汉的排泄物让环境恶化,复杂的人群造成了拥堵和社会不安全现象,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这个过程中,政府态度也出现摇摆。2007年,时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乔布·科恩推行的一项整治行动,减少了红灯区橱窗总数的三成,并关闭了Casa Rosso等大型表演场所。
但仅一年后,这些场所拿到新证,再次开张。这让当地居民感到失望,并表示不再愿意将就。一项研究显示,过去五年,阿姆斯特丹有40%的夫妻搬迁到其他小城市去生育后代。

下一个“威尼斯”
尽管短期内红灯区还不太可能被关闭,但接连停业的性服务场所似乎暗示了这个城市地标的未来。这一切的根源是,这个存在了数百年的特色产业,似乎正在消磨掉阿姆斯特丹的原有特质。
如果向阿姆斯特丹更深处走,红色褪尽的城市展现出了另一种色彩——纵横的水道将城市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沿河而建的房屋古朴而庄重。在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笔下,这种优雅与从容的风格造就了城市的包容。
翻开这座城市的历史,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17世纪出台的城市综合规划。当时,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移民潮,阿姆斯特丹基于对城市的重新审视和研判,开启了一项浩大的运河开凿工程。
以中心火车站为圆心,一条条弧形运河不仅让城市有了不断发展的依据,也有效解决了交通问题。它们不仅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让阿姆斯特丹成为闻名世界的“水城”。
然而,巨大的游客流量却破坏了城市原有的平衡。隐藏在街边的当地小吃被外地人开的改良餐厅所取代,服务社区居民的日用品店变成了针对游客的纪念品店。物价被旅游市场哄抬,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而在更个人化的体验中,有着“世界自行车之都”称号的阿姆斯特丹,其自行车道变得不再适合骑行——为了绕开拥挤的人流,必须多骑几个街区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城市察觉到社区退化的严重性。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巴塞罗那,市民开始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抗,墙壁被喷上不欢迎游客的涂鸦,将二者的矛盾摆上了台面。
而在“沉浸式旅游”愈加受到追捧的今天,变形的城市也让游客敬而远之。从威尼斯逃至阿姆斯特丹的游客,抱怨这里在变成下一个“威尼斯”。
显然,“过度旅游”已经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是政府——面对不断增长的旅游人口带来的巨额回报,他们选择牺牲城市底色,任由城市旅游资源丰富的中心区域空心化,让人口向郊区转移。
更严重的是,随着全球旅游业不断提档升级,暴涨的全球旅客开始涌向新兴国家的城市。比起老牌发达城市,他们更缺乏选择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马来西亚的槟城,越南的芽庄等,不少城市都变成了十足的“旅游镇”——城市的绝大部分配套设施都与服务旅游业挂钩。

当进,当退?
城市到底应不应该为旅游业让位?
眼下,已经有一些“阿姆斯特丹”,开始吞食纵容旅游业过度发展的苦果。即便是由于资源限制而选择旅游业的城市,比如丽江,也遭遇了GDP在云南省内多年吊车尾。由此可见,虽然因城而异,但过度依赖旅游业总归不是最好的选择。
理虽如此,面对旅游业带来的高昂、绿色的经济附加值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机会,在真正的危机来临之前,没有城市可能选择主动退让。这种情况下,城市要如何拿捏好分寸?
一种思路是从旅游业本身下手。德国哲学家汉斯·马格纳斯·安森博格曾归纳出旅游业的一个悖论:每个人都想体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旅游风格,其结果是,他们的旅游路线还是被手中的说明书和旅游文章主宰。这反过来影响城市旅游业开始趋同——在任何一个景点,餐饮为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而做了调整,商店里卖的几乎都是明信片和冰箱贴,翻到背面,还可能都是“made in China”。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提供更加多样性的旅游方式,将游客分流至更多区域,这对带动城市整体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例如,慕尼黑建立博物馆区、宝马世界等景点,就是为了疏散集中的旅客。
另外,政府可以在城市规划上多做文章。在槟城,政府让民众充分参与讨论,并划分了可开发和不可开发的区域。老式的南洋建筑被整体保护起来,并推动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当地居民也会有意识地对游客进行宣传,加深其对当地的认同感。
当然,这种保护需要长远眼光。否则,就可能像布拉格、利物浦近年间做的那样,违反世界遗产名录的要求修建高楼。这会为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在全局性考量上,阿姆斯特丹做出了新的尝试。在2015-2017年间,政府推出了一项“城市平衡”项目,小范围内进行包括提高商铺质量和多样化、让政策清晰化、试探城市极限,以及为商圈引进更多开敞空间等四项试验。此后,有效的尝试将得以推广。
但无论如何,一些限制措施仍是必须的。比如,已过度旅游的城市,需要在特定景点进行有效限流,这种做法已在诸如丽江等地逐步推行。
除此之外,抑制虚高的房租和物价也是必要的手段之一,目前,阿姆斯特丹已采取阶段性禁止短期租赁的措施,来稳定当地房屋租赁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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