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线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提出不再工作；因不适应广州的潮湿气候，也不进北京，要求回南京休息写回忆录。中央批复同意。
只想过读书种田的生活
“退”，一般人说说容易，实行起来颇难，但父亲说到做到。他要的是真退、实退、退到底。父亲名正言顺地远远避离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北京，一头扎进南京的故居，当起了新时期的“寓公”“老员外”。用现在颇为时髦的话讲，就是“一步到位”。
无论历史对父亲做出什么样的评价，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主动做出的重大政治选择，是极其睿智的。
我在父亲故居
父亲定居南京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仗没打够，书没读够，田没种够。”晚年只想过过读书种田的生活，别无他求。
每逢我回南京看父亲，他都非常高兴，带我去看他饲养的几十只兔子，他当了一名“兔司令”，还带我去看他腌的几大缸菜。他腌菜的方法很独特，是从大别山学来的：先把青菜晒几天，去掉浮水，切除黄叶，然后洗净、晒干，码在缸里，码一层菜，撒一层生姜、葱、蒜、辣椒和盐。一层一层码满，倒点儿酒，盖上缸盖儿，用塑料布扎紧，再糊上泥巴，封得严严实实。春节时开缸取菜，又脆又香，略有辣味，生吃非常爽口，炒着吃也是一道美味。父亲腌的菜除了自己食用，还送给一些老部下分享。
他说退就退，对以往的权位毫不藕断丝连。激越的壮心归于平静，冲天的豪气融入了田园幽静。
过去父亲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打猎、撒网打鱼、爬山、散步、坐汽车转悠。年纪大了，他又添了一种痛风病。这种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急性或慢性关节炎，犯起病来，趾关节、足背、踝关节等疼痛难忍，有时睡觉也能疼醒，每天只能散散步、坐坐车。父亲原本每周两次坐汽车去汤山温泉疗养院治痛风病，一天，他和工作人员闲聊，听说国家汽油紧张，军区领导用车都是定量供应，便让工作人员转告管理局：“不去洗温泉治病了。”
当时的军区司令聂凤智和政委郭林祥听说老司令不坐车了，深感不安，批评工作人员不该把汽油包干的事告诉父亲，说许司令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南京养病休息的，平时要请还请不来呢。
两人又一起去见父亲，对他说：“你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老前辈、老首长。你在这里住，我们很高兴。军区领导用车汽油包干是为了节约，汽油再紧张也不能没有你用的，你该出去转就出去转。如果汽油真的不够了，哪怕我们骑自行车上班，也要保证你用的汽油。”
父亲听了，很感动，可还是大大减少了坐车的次数和时间。他是真心实意体谅国家和军区的困难，总觉得自己不工作了，理当少添麻烦。
那段日子里父亲还谈起“文革”前朱老总有一次来家里做客的往事。朱老总自己坐一辆车，后面也只有军区保卫部的一辆车跟着。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非常低调和平易近人。饭后，父亲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我今天安排了军区常委带全家来和你合影留念。”朱老总却说：“不要搞那些吧。”父亲又劝他：“大家都很崇敬朱老总，这次来南京机会难得……”劝了 10分钟左右，朱老总才同意父亲的提议和安排。军区常委各家都已在院子等候，工作人员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草坪中央，朱老总坐好后，一家一家接上和朱老总合影。之后朱老总向大家道别，告诉晚辈要争气，要好好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
有一次在北京，我到了朱老总家里，康克清奶奶留我一起共进午餐。饭前，朱老总的秘书过来和我讲：“在社会上听到的那些不争气的事，都不要和朱老总讲，他会很不愉快的。”我告诉朱老总的秘书：“放心，不会提这些的。”当时午餐也只有朱老总、康克清奶奶和我三个人。
朱老总问了父亲身体近况，是不是还是“那样”喝酒，还嘱咐我一定要争气，要多为国家和人民做有益的事情。
周总理、朱老总这些前辈们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也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在当“老员外”的那段日子里，父亲除了写回忆录，还养了不少鸽子。原来养了 60多只，但经繁殖又加上把附近鸽子都引来了，一下子增加到 1000多只。院子里还有将近 20只猫。那时还讲“除四害”，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有时父亲到郊外打了点儿麻雀回来，车一开到院子里，所有的猫听到车响都从各处跑过来喵喵直叫，父亲就把麻雀扔过去，猫就拥过去抢。那些猫在院子里、屋里也捉了不少老鼠，为院内除害。有时父亲早上刚起床，有几只猫就钻进他的房间围着他喵喵叫。每天他在院子里散步，有些猫也跟着他，如果不是早年有武术功底，真会被它们绊一跟头。在那些孤独、寂寞的日子里，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给父亲带来了不少愉快的时光。
父亲与读书
说起读书，自从毛主席讲了《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以后，父亲的桌子上真的摆了一部《红楼梦》。周总理也送了他一套《红楼梦》，父亲告诉我，他看了两遍。但由于兴趣和爱好，他更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这些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有不少能够让他熟记于心。当年他曾带兵攻克四川巴州城，歼灭守敌一个旅。回忆这个战例时，他顺带讲起巴州五门九寨、八条大街，说三国时张飞也在此地打过仗，后来张飞死在四川阆中，阆中也叫保宁。
毛主席赠书：《水浒传》
当年九纵参谋处长、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叶超讲，有一次打旺远，此地离烟台十多公里，旺远这一仗，前前后后许司令只说了三句话，其他不多说一句话。部队吃过晚饭，一切准备就绪，作战参谋向他报告：“司令员，部队准备好了，是不是马上出发？”“出发。”父亲开口说了第一句话。说完跨上马，部队在后面跟进。
到旺远南边预定指挥所位置，部队进了村分头去部署。父亲吩咐作战参谋：“给我找一本《三国演义》。”这是第二句话，说完就一头钻进屋，没有再出来过。作战参谋为难了：黑灯瞎火的，到哪去找书呢？一打听，村里有一位小学教员，赶紧跑去问。也很巧，小学教员那里正好有一套《三国演义》，赶紧借来，送给父亲。
攻打碉堡，开头不太顺利，两次冲击，两次失利。眼看快到午夜了，团领导赶来汇报情况，请示怎么办，被参谋员挡了驾：“许司令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不报告，是继续打；报告了，也是继续打，还要挨一顿剋。”团领导想想也对，几个人一合计，重新组织力量，集中兵力送炸药。
他们捆扎了一大包炸药，在火力掩护下送进碉堡的门洞里，一引爆，把碉堡炸飞了。
父亲晚年阅读的书籍
战斗胜利结束，作战参谋向父亲报告，父亲还在看《三国演义》，听到报告后，放下书，说了第三句话：“走吧。”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也看《东周列国志》和《汉书》。《汉书》也是毛主席让父亲看的。父亲还经常回忆起在延安抗大听毛主席讲课的情景。父亲讲，毛主席对战争和历史有着独特的洞察力，讲课时博古论今，听课的不少人有时听不明白，但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因为大家被毛主席那伟岸的气质和抿着下嘴唇富于幽默的微笑震撼了、折服了……
“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南海万字廊会议室里，毛主席交给父亲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与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让父亲转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且嘱咐父亲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的书籍。
父亲当时答应毛主席一定看。
这些书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书籍。哥白尼，15世纪的顶级天文学家。他在世界天文史上第一次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说”，冲破了中世纪以地球为中心的神学教条，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念，而引起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革命’ ”。布鲁诺是16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摒弃传统的“地心说”，而且超越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首次提出宇宙是无限的。
父亲当时留下一本书，因为曾经答应过毛主席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在“解甲归田”的日子里，时间比较多，他很想认真看一看，父亲还为看这本书请了教员。可是面对一连串的高度专业化的名词术语，他始终没法看懂。即使没法看懂，这也是父亲“一步到位”后生活中的一段愉快的插曲，因为多少也在自然科学上学了点儿知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他曾经对毛主席的承诺。
父亲平时最喜欢读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还喜欢读《鲁迅全集》，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经典段落，大多烂熟于心。
曾经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会开得太久，与会者有些累。轮到父亲说话时，他即席问：“《封神演义》第一回有首诗，你们哪个背得出？”看看没人响应，父亲随口道：“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那首诗虽然算不得名诗，但它足足八句五十六字，父亲背得一字不差。他接着说：“纣王出宫闲逛，看见女娲庙墙壁上画的女娲圣像很美，想入非非，在圣像旁边题了这首歪诗。女娲生了气，命令狐狸精去败纣王的国。狐狸精听错了，听成了败他的色，就变成妲己去迷惑纣王。结果色也败了，国也灭了……”
与会同志顿时哈哈大笑，气氛立刻轻松了。《封神演义》的这个神话故事，被父亲一讲，有声有色，活灵活现。
父亲开会发言，一般不用稿子，喜欢即席讲。他话不多，但很有吸引力，又富于鼓动性。父亲讲到严肃处，全场鸦雀无声，掉个针在地上都能听见；讲到高兴处，往往神采飞扬，风趣幽默，妙语连珠，与平时的严肃大相径庭。部队里的干部战士们都喜欢听父亲讲话。
有一次，军区某机关请他做形势报告，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秀才”，花了三天时间给他准备了一份讲稿。可是父亲上台后，照着稿子只读了三句半，就叹息一下，把稿子往旁边一放，说：“还是以我为主吧！”逗得台下听众哄堂大笑。
亲情中的父亲
父亲幼年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出门闯荡时，像一头性情凶猛的虎崽，但只要回家面对母亲，立刻成为温顺的绵羊。远近乡邻都知道父亲是个至真至情的大孝子，母亲就是他的天，就是他的命。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岳飞的故事，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对父母不孝的人，对国家肯定不会尽忠。”
父亲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顾不上对老母亲尽孝，为此内心常感歉疚。红军时期，他曾经两次冒险回乡探母，但老家仍在敌军控制下。第一次，他只能趁夜潜归；第二次，他只能远望着家乡老屋，流泪叩首。
1952年，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父亲，终于请假探家一次。他进了村庄，远远看见奶奶，就奔过去长跪不起，流泪叩头。奶奶也是喜泪纵横，泣不成声。乡亲们拥过来百般劝慰，才把父亲扶起来。父亲挽着奶奶，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进入老屋。
1959年秋天，父亲外出看地形，行程中特意路过家乡。这次，父亲是突然归来的，他远远望见74岁的奶奶，弯着瘦弱的老腰，提着一把破旧的镰刀，在山上割喂猪草……父亲大叫一声，一路哭着奔过去，硬是把奶奶背回老屋。
这天夜里，父亲泪流满面，大叫大嚷地发火了。他坚决要把奶奶接回城里，和自己同住，侍候余生。对这件事情，父亲早就恳求过多次，但奶奶总是不答应。这一次，奶奶总算答应了。
可是，奶奶进城后，就像一棵山中老松被移植进了暖房，怎么也住不惯，几天后就想回老家。父亲与母亲再三劝说，奶奶好不容易才住了半个多月，之后她再也不干了，非要回大别山不可。她梦里都在惦记着老屋，惦记着她养的鸡、种的瓜、喂的猪，惦记着那些老邻居，惦记着山风和草木的气息……父亲无奈，只好再把奶奶送回老家。
撰写回忆录
在最后的那几年，撰写回忆录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主题。在向李文卿交代后事时，父亲也曾说过：“我打了一辈子仗，大仗小仗不计其数。打了些好仗，也有打得不好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财富，对后人都有用，应该很好地写出来，也算是我对人民、对军队再做点贡献。”
父亲本来就是个急性子，又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或参加什么活动，从不迟到，有时提前几分钟，大多卡在正点上。
有一年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定于下午3时30分专列抵达南京站。3时15分，省市党政军领导齐集在月台上，准备欢迎，只有关键人物——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没有露面。差 10分钟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茅召急坏了，连忙通知专列站外停车。正在这时，几辆军车开进站来，父亲走下吉普车，身穿绿军装，足蹬布条编制的“草鞋”，风纪严整，步履从容。康大使又赶快通知专列进站。当专列缓缓停下，人们一看表，正好3时30分。
一次在北京开计划工作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为了跟父亲一起走，换洗衣服、鞋子、牙具都来不及拿，回到南京才打电话请宾馆给收拾一下，寄存起来。
又有一次，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与父亲要同乘一架飞机，迟到了一刻钟。韩将军见了父亲就双手合十，连声说：“师父，师父，对不起！”父亲半开玩笑地捏了他一把，捏得韩司令直叫。
父亲与西哈努克亲王
父亲这次写回忆录，又觉得年龄不饶人，恐怕自己一旦离去，带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同赴九泉，更是急上加急。
为了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李文卿他们尽可能多找一些熟悉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当年的事情，提供第一手材料。钱均将军与父亲是少林寺的师兄弟，父亲在南京居住时，他不常来家里，但父亲却经常去他居住的富贵山探望。据当时在富贵山营区工作过的一位副处长回忆：许司令那几年常来看钱均首长，两个人见面，扯着嗓子在楼上交谈，也可能因为耳朵不太好的关系，各说各的，还津津乐道。
听说父亲要写回忆录，钱将军很热心地介绍情况，仅写作班子所住的华山饭店15号楼就光临了好几次。想到一点就来一次，说一次，并再三交代要把父亲的回忆录写好。
赵俊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实际主管司令部工作多年。在“五一六”事件中他也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不计前嫌，协助父亲写回忆录很尽心。就任南京军区顾问后，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召集军区司政后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总体协调许世友回忆录写作的全部事宜，要求各个部门通力合作，“一路绿灯”。事后，他还带人亲往大别山，整理了一份了解父亲情况的老同志名单，甚至连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转业地方工作的老人都被“挖掘”了出来。资料的准备工作，对回忆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熟知父亲品性的老干部说：“许司令平日里看上去沉默寡言，连个笑容都难得见到。其实，他的心很细，有时战友们在一起，他很为别人着想，连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他也能设身处地想到、办到。”
在人们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粗线条的人，他索性“顺水推舟”，以“粗”的一面示人。应该说他粗中有细，更不缺少政治上的敏锐与机智。给他当过四任参谋长的贾若瑜将军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不要以为许司令是个粗人。他是倚粗卖粗、粗中有细，特别精明。他的精明，别人不容易看透。许多干部都很精明，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上精明。跟他比起来，比不了，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个说法倒启发了我内心深处的“灵感”：在“文革”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面对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战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多端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父亲倚粗卖粗，倒确实在政治上成功地保护了自己。
从一件小事上，我也觉得父亲的性格和情感是非常丰富的。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时，母亲给了我一本父亲的集邮册，告诉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喜欢集邮。那本集邮册是暗红色的，封面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当我翻开看时，被里面蕴含的历史所深深吸引：里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也有抗美援朝志愿军凯旋的邮票，还有土地革命的纪念邮票……其中，有不少邮票是父亲与苏联顾问“胡子叔叔”通信时积攒下来的，还有一些是父亲与部下和老家的亲戚通信时留下来的。父亲把邮票归类排列得很有秩序。总有老部下、老战友跟父亲开玩笑：“首长什么时候这么有情趣啦？”其实，这是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在纪念历史。这本集邮册里有那个年代最值得记住的历史、人和事，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写作组把提纲列好后，马上送到父亲那里。父亲看得很快，也很仔细；第二天就找写作班子谈，谈得很多、很细、很具体。许多战例从经过到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其中还有不少深刻的见解和对作战基本规律的精彩表述。
父亲认为，写回忆录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回头去看看过去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有什么经验教训。经验让后人参考，教训让后人吸取，不要再走弯路。写回忆录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吹牛。自己不吹，也不吹别人，没有常胜将军。什么时候都要谦虚，不能骄傲。楚汉相争，项羽就是骄傲，什么人都看不起。他身边就一个谋士范增，给他出了很多好点子，他听不进去，气得范增也走了。开始，项羽打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乌江一仗，全军覆没，落得个“别姬”下场。父亲特别强调：“写战争胜利，不要写我的指挥艺术如何、什么战将，主要写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
父亲收藏的邮票
父亲用毛主席像章拼成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父亲还专门讲到打仗。“打仗很复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时刻都在变化。战争是最高的科学。打起仗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非常伤脑子。每打一次仗，我的头发都一把一把地掉。战争是残酷的，它可以破坏一切，也可以推动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信心是决胜的最主要的精神因素。”
父亲认为：“慎重与大胆是不矛盾的。慎重不是右倾，大胆不是冒险。慎重，是在战前要经过周密、细致的思考，有几个预案；大胆是敢于临战，不畏强敌，有必胜的信心。打仗本身就有一定的冒险性。比如深入到敌人内部打，从外表看，四面受敌，很危险，但往往成功的可能最大。我们过去打了不少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仗，都成功了，几乎没有失败。打仗就是要狠，一鼓作气，不狠不行，稍一疏忽就会失掉战机。”
两本回忆录《我在红军十年》和《我在山东十六年》是父亲个人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父亲最后的那几年里，经常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尤其是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怀念，每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提起和周总理一起的故事。
父亲八十大寿留影
有位老干部，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他形象地说：“在毛主席面前，父亲像个晚辈，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周总理像个大兄长，父亲在他面前也比较随便，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在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父亲痛苦极了，他对我讲：“周总理这么好的人都走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啊！”一个星期都没出房间。父亲常回忆起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由于他的脾气桀骜不驯，周总理对他的劝导，以及周总理对老百姓那种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和泱泱大国总理的气派风度，甚至还梦见与周总理一起喝酒的愉快时光，一人一瓶，干光为止。周总理曾对父亲讲过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父亲非常喜欢，还用红蓝铅笔的红笔写在了一张半纸上（因为字写得大，所以需要一张半）。我想用它来做这本书的结尾吧。
人民需要我，而我永远有负于人民。如果考虑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最主要的。
这段话表达了我对父亲的敬意，也能表达我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和缅怀……
有这两个因素在心里做支点，我感到这是最美好的结尾。
原载：《父亲——还原真实的开国上将许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