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默克尔转身离去之后，很难再有人能够填补这位世纪总理留下的巨大真空；她的政党、她的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在本轮任期结束后，我将不再寻求担任任何政治职务。”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安吉拉·默克尔板着她标志性的扑克脸，平静地预言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所在。今年2月艰难组阁之后，这位德国总理最后的四年任期，将持续到2021年为止。
默克尔同时还表示，2018年12月的德国基民盟全国大会上，自己将不再竞选连任党内主席一职，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公众舆论对默克尔“倒计时”的始料未及。
2000年当选CDU主席，2005年首任德国总理，到2021年将执掌德国政坛十六载，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德国国家总理，默克尔一路走来留下了太多“遗产”，后人恐难望其项背。
这位成长于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奇女子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与德国的统一，并引领德国回归欧洲大陆的核心地位；而在她转身后留下的长影，将定义未来百年的欧洲格局。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默克尔在太多人眼中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团。德国《明镜周刊》甚至曾将她形容为“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对猜不透谜底的人类降以神罚的狮身人面怪物。
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每一块“拼图”，总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作为一位中间偏右立场的政治家，她却敞开德国边境接纳120万中东难民；作为“自由世界的新领袖”，她的姓氏在德语新造词中却被赋予了“不作为”的涵义；被左派视为英雄的她，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有人试图将这种“矛盾”归咎到作为女性的默克尔头上，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在处处透着重男轻女色彩的德国政坛中平步青云。常被用做媒体通道的德国总理府长廊墙上，挂着历任德国总理的官方肖像：康纳德·阿登纳，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赫尔穆特·科尔等等，清一色都是男性。作为入主总理府的第一位女性，默克尔的肖像也将于2021年加入他们的行列。
铁幕夹缝中的成长
要理解默克尔是如何在一个从未出过女性国家领导的国家成为第一位女总理的，得从一切的开端，当时仍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东北部小镇滕普林谈起。
1954年，西德港口城市汉堡的一位新教路德宗牧师的家里，喜迎一个女孩儿的降生。而在安吉拉·卡斯纳出生后不到几周，她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就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举家搬迁前往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在当时，自愿选择留在东德的大多是共产主义信仰最为坚决的人；而卡斯纳的决定，则完全是出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强烈信仰。
辗转多地后，一家人最终于1957年落脚于滕普林；安吉拉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在当时宗教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统治下，作为牧师女儿的安吉拉，早早就学会了谨小慎微的道理。
1961年8月13日，东德当局在一夜之间筑起高墙，西柏林作为铁幕上的最后窗口就此关闭。东德人民，包括当时只有7岁的安吉拉、她的父母和两位弟妹，都沦为了国家的人质。默克尔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转折点：“父母在我面前流露出全然的无助，我的母亲哭了一整天。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但我办不到。”
与此同时，安吉拉还在积极学习东德真正统治者的语言——俄语。15岁时，安吉拉赢得了当地俄语奥赛的冠军；不仅如此，在数学、物理等学科方面，安吉拉的成绩也出类拔萃。在校友的印象当中，她从来不与年轻人们结伴社交，学校组织出游时也总是在与老师讨论科学问题。
1977年，在对苏联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安吉拉·卡斯纳与同行的乌尔里希·默克尔 （Ulrich Merkel） 相识并结婚。虽然安吉拉最终于1982年与前夫离婚，并于1998年嫁给很少出席公众场合的物理学教授约阿希姆·绍尔 （Joachim Sauer），时至今日她仍然保留着默克尔这个姓氏。
东德来的“小女孩”
东欧剧变这一年，默克尔35岁。见证了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目睹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一夜之间摒弃了所有的教条，一直以来深藏在默克尔心中的政治意识终于觉醒。2009年默克尔在传记采访中提到，“在那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三件事：我想加入议会，我想让两德统一来得更快些，我想把德国建设成一个市场经济体。”
1990年10月初两德正式宣告统一，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将在两个月后迎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而科尔内阁急切需要一个来自东德的新面孔。作为极少数有能力且未受德共或斯塔西沾染的东德人，拥有宗教家庭背景的安吉拉·默克尔是完美的人选，况且她还是位女性。科尔看到了默克尔身上的潜力。作为科尔的“小女孩”，默克尔在联邦内阁中迅速崛起，首先出任妇女和青年部长，随后任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长。
多年的严酷磨砺，让默克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不再是那个充数的“姑娘” （Frau）。“你必须有做斗争的心理准备。我会先尝试友善待人．．． 但是一旦涉及关键问题，我就会像钢钉一样坚定。就像那些男人一样。”
当科尔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时，默克尔主持了针对自己恩师的“政变”。1999年12月22日，默克尔在国家大报《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头版文章，宣布她自己和她所属的政党与作为前党魁的科尔彻底决裂。“我党必须学会自立，”她写道，“它必须有自信面对没有科尔的未来。”这次大胆的冒险，宣告了科尔政治生命的终结，和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默克尔主义”的施政理念
自2005年入主总理府以来，除了作为与访客合影的背景，默克尔很少用那张令人望而却步的黑色巨桌办公。她更倾向于坐在房间另一侧，采光更加充足、搭配乳白色沙发的会客桌前，与各国元首要人们随和地交谈，兴致盎然处还会起身来到落地窗前，为来宾指出远方依稀可见的柏林墙遗迹。
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论调相反，默克尔内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持投入，以及维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默克尔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同盟关系的延续、消解邻国提出的种种担忧。对此德国学者Gunther Hellmann曾写道：“现代德国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强调持续性。”
在2008-09全球金融海啸的催化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默克尔旋即表示，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元的稳定。为了阻止危机原爆点希腊陷入国家破产的危局，默克尔奔走于德国和欧盟层面的各个机构，说服德国央行购买希腊国债，敦促议会通过援助希腊法案，并促成全欧盟7500亿欧元救助机制的出台。
在国家治理上，默克尔更擅于像救火队员一样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高谈阔论程序化的长远蓝图。她习惯频繁通过短信与助理、官员和议员们交换意见，掌握事态发展和公众情绪。在竞选集会上，默克尔往往会向选民展现自己的品格，而不是向他们推销繁冗的政策提议。她对德国人民的承诺始终不渝：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都会冷静、理性地处理妥当。
“以不变应万变”的个人特质，加上不走极端的中间路线政策立场，正是作为政坛常青树的默克尔赖以生存的“主义”。一次次把票投给默克尔的支持者，远远超出以中年以上保守倾向为特征的CDU选民范畴。泛绿阵营的较年轻选民喜欢她的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社民党选民喜欢她对最低工资要求的支持，自民党选民喜欢她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强调。放眼整个欧洲，德国本就是选民政见最为中立的国家，而默克尔正是这一事实的写照。
难民问题
然而在2015年的夏天，总理默克尔的公众形象和政治遗产又一次发生了急剧转变。当年8月，德国总理府宣布打开边境，允许滞留在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境内的叙利亚及其他中东难民进入德国避难。
默克尔的“门户开放”政策震惊了全世界。有人觉得默克尔疯了；更多的人觉得默克尔是被感情左右了理智。至今仍有很多人想不明白：德国怎么就成了全世界的道德中心？
回首去分析总理做出的惊人决定，背后可以有很多动机：对左派公众舆论的安抚也好，改善严重老龄化的德国人口结构也好，但最大的原动力，应该是默克尔在柏林墙后成长的东德记忆。她的老朋友，出生于德国的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责她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鲁莽。2015年秋在纽约举办的宴会上，基辛格直言相劝：“庇护一位难民，是人道主义的壮举；而接纳上百万难民，是在危害整个文明。”面对来自老朋友的批评，默克尔只能回答，”我别无选择。“
德国境内难民越多，总理的支持率就越低，最终令默克尔不得不结束“门户开放”，加快境内非法难民遣返工作的同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许以重金和签证配额，在土耳其境内设立“中转站”截留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去年8月25日，争取竞选连任的她对CSU党员明确表示，“不能也不会再有下一次2015了。”板着脸说出这句话的默克尔，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选在地方选举失利、执政同盟动摇的时间点宣告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可在默克尔转身离去之后，很难再有人能够填补这位世纪总理留下的巨大真空；她的政党、她的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默克尔的不懈守望下，统一后的德国得以享受异常漫长的繁荣之夏。而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在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