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体验、城市营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夜生活已是城市的标记。城市的某些街区沉淀为集聚人气和消费的地方，不断延长的经营时间、二维码支付的便捷，都不断撬动着夜晚经济的潜力。
七十多年前，一首《夜上海》唱出了上海滩的不夜城生活。伴随着电的商业使用，商店、饭店、咖啡厅、舞厅在夜色里运转，如同歌中所唱“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
学者李欧梵在著述《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后简称《上海摩登》）中追溯了现代性与中国城市的关系。现代性与都市密切交织，都市的夜晚生活则拓展了现代性的面向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
而今，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全球化的紧密程度，使得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物品、风尚快速流通。受互联网和地方语境等影响，城市夜晚生活不断在地方实践中生产出新的意义和现代性的本土特点。
城市“夜力”新特点
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条让人印象深刻的繁华商街。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淮海中路和南京东路……在互联网商业兴盛的当下，传统的商业街区，逛街、购物的传统夜生活模式，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依托互联网的购物、微信或微博平台的互动、追剧、打游戏等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在室内独自便能完成，不需要走入现实的人流，也不需要真实世界中的相遇。它们提供了多元的消遣方式和更加个体化的选择，却削弱了人们逛街的欲望、面对面或是深度的交往需求和商场的吸引力。传统的商场面临转型挑战。
不断扩容的城市、工作压力、通勤时长以及家长用于子女教育的精力等等，使得夜晚对于部分居民而言成为类似于白天的工作延续。
几个不同平台所发布的城市通勤报告均显示，北京和上海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都达到了50分钟以上，深圳、广州、重庆、苏州的通勤时间也居全国前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工作和通勤用时的加长，夜晚用于处理内务的效率也获得提升。信息化和移动支付在公共服务和医疗领域的应用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支夜”报告中，夜间预约挂号、缴纳水电燃气费、查询公积金等成为多个城市夜间支付的活跃部分。借助网络平台实现的夜间集中处理，大大节约了人们白天跑部门的时间，一、二线城市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
丰富内涵
对夜晚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夜晚实质上和白天一样，是白天活动的延续；另一种则充分肯定夜晚的特殊性，如同人有生物钟，城市也有，和白天相比，夜晚是不正式的、放松的、潜藏的。
科技和工业文明映照下的夜晚集合了两者优势。商场灯如昼，人们去购物，去音乐厅，都像是在做一件正式的事情，如同在白天一样。但是，再亮的照明也盖不住所有的夜色，夜晚的特点就是光线的不足，人与人之间的视线和样貌没有白天那么清晰，夜色隐藏了很多可见，给人以朦胧感，所以夜晚可以更多是文艺的、人情的、柔软的、释放的。
对于个体来说，夜晚是面向第二天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的调整。生活本身需要平衡。工作的投入调动的是人的理性、秩序和规整，夜晚则是一个回调的机会。
客观上讲，城市夜晚生活所创造的活力已然成为城市间竞争的一个要素，对居民对游客都是如此。这种活力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的非正式性。虽然现代社会的表现之一是个体性的增加，人的本质仍然是亲社会性的。虽然很多城市的发展“高、大、上、新”，但是人们往往对小店和那些老旧、紧凑的地方情有独钟。
简·雅各布斯在其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阐述了现代主义的规划所导致的传统社会生活的消退。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旧城拆迁和改造过程中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中心区域原有人口的迁出和一些历史街区的消失，使得基于某些固定场所的社会关系网络分解了。
事实上，那些自下而上的、草根的、小规模组织的、如砂石般粗粝的货品交易方式和活动，与人们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在夜市和码商领域，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松散又随意的人际联系和人情氛围，又是城市的吸附力所在、聚合力所在。从城市体验、城市营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夜生活已是城市的标记。城市的某些街区沉淀为集聚人气和消费的地方，不断延长的经营时间、二维码支付的便捷，都不断撬动着夜晚经济的潜力。
“后方支持”待升级
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夜晚的生活形态、动力和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性层面的城市夜晚生活淡化了。对不少人来说，小时候夜晚逛街是一件大事，是家庭成员集体出行且带有仪式感的团聚事件。去店里吃到一个冷饮、一块蛋糕，都是全家人开心的事。而今，这种仪式感更多被网红文化、“打卡”和朋友圈分享所主导。这种变化难以用价值来判断是好是坏。
城市公共生活的消退，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的现象。那么，在公共性层面应如何进一步激发城市“夜力”？
有关夜市的规划主要包含两个空间层面。一是可在片区级别或者街道级别的商圈、商业中心附近，尝试性地布局夜市和街头艺术活动。很多人心中都有关于夜市的记忆。二是可利用已有的文化场所，调动其现有的空间资源和知名度，以点带面，创造夜晚生活的富集效应。
目前，国内城市的一些大型文化场馆在专门演出之外的其他功能开发不足。“城市支夜”报告显示，上海的演唱会和话剧票的销量在调查城市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但仔细察看上海的主要演出场所，上海大剧院、上海文化广场、东方艺术中心等等，它们与周边、与城市的关系仍有疏离感。
一是这些场所平时不对公众开放；二是可能出于规划、公共安全及其他考虑，近些年新建的大型文艺场所往往位于较为空旷的街区、新城或者以半封闭式的绿地和水域与临近的马路相隔；三是在普通百姓眼中演出消费的定位较高，这些文化场所客观上成为一种建筑的展示，尚未成为人气的聚合点和向周边街区乃至城市公共生活辐射文化影响力的节点。
对此，可以以试点的形式拓展文化场馆的功能，以阅读空间、咖啡吧、文具和艺术品商店、开放式展览等方式，将一部分的剧院场所向公众打开，培育个体的文化意识和潜在的文化消费者。同时，在那些交通便利、与商圈或者历史街区、特色街道毗邻的演出场所附近设置一些户外演出、展览和市集，以此在城市中逐渐形成几个兼有公共性和文化性的夜晚生活场所。
在适当的空间布局之外，要注意对城市亚文化的包容。伦敦的SOHO街区，日本东京的涉谷、新宿等，因传达了多元、时尚、前卫的气质，聚集了大量的年轻人。年轻人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之一，也是未来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
创意城市的相关理论都赞同多元和包容对于城市活力的重要性。“创意城市”框架的系统提出者查尔斯·兰德以增进身份认同和个体、创新性来建构创意指标，“创意阶级”理论的提出者弗罗里达以人口融合指数、波希米亚人指数等来衡量包容性。在街头艺人的登记管理和其他类型的街头文化管理中，建议引入多元的筛选标准，增加街头艺人的表演地点和许可证数量。
另外，要注意城市绅士化带来的影响。绅士化是与城市空间重组和人口调整相伴随的现象。一些城市在改造和建设中显示出绅士化的趋势。一方面，绅士化使得城市更为整饬、优雅，促进了房产升值，餐厅和商店变得越来越有情调和设计感；但另一方面，如何让不断精致化的商业和平实共处，和市井并置，是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