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耘山: 踏遍万水千山 只为追寻前辈足迹

鲁大伟 总121期 2018年 12月号 人物解读
这些年就是通过一页页档案,一张张光盘,使从莫斯科带回的材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珍贵。

    《环球市长》杂志    GLOBAL MAYOR MAGAZINE

      有记者曾问李讷,你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李讷回答说,爸爸就希望我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他没有说非要让我做什么大官、大学者和大商人。
      这是一种家风,一种初心信仰。我的母亲毛远志就一直遵照主席的这种家风做事,她要求我们“三要两不要”:即要依靠组织,依靠群众,依靠同事,不要靠家庭,不要靠父母。这成了我们家的家训,在我家一直传承。
      记得在1963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七十大寿那天,我父母亲带着妹妹去祝寿,当时他们和毛主席拍了一张合影,里面还有江青、李敏等人。但后来新华社记者送来照片后,我父母亲就把这照片锁在箱子里,不给我们看。为了不让我们产生优越感,她从不给我们讲家里的背景。

 

1963年8月,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

 

原来我的外祖父是毛泽民
       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毛家后代,是在1965年初中毕业报考飞行员的时候。
       当时体检等其他考核都过了,填政审表时要查祖宗三代,我不清楚,就去问我父亲。父亲看完政审表后,在表上写道:“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父亲说,我们的外祖父是毛泽民,这个表里我给你填上了,但你以后不许讲出去。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母亲毛远志原来是毛泽民的女儿,她比毛岸英只大5个月,他们都出生在长沙湘雅医院。不过,毛岸英出生后就被他母亲杨开慧带到长沙县他姥姥家。我母亲则跟着我外婆回到韶山,在毛家第二代里,只有她一个人是在毛泽东故居那里长大的。

 

季米特洛夫给贝利亚的报告


       对于毛泽民,母亲只见过两次。一次是1925年,毛泽东、毛泽民两兄弟都因生病请假回韶山,他们到韶山后开展农民运动,给农民办夜校,发展农民党员,还成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但后来被军阀发现,要抓他们,所以他们都去了广东。那一年,我母亲只有3岁,她的印象就是大人们成天的开会、说话……
       母亲第二次见到她父亲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决定搞秋收起义,派了毛泽民回家去筹集钱粮。后来毛泽民秘密回韶山,但只呆了几天。那时候母亲5岁,此后,毛泽民再也没有回家。
       西安事后,国共再次合作,当时八路军在长沙设有办事处,远在陕北当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写信给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说:“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家乡生活很苦,做过监狱,要过饭,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希望你们能把她找到并送到延安。”最后湖南的党组织在洞庭湖附近一个地方把母亲找到了,不过,1938年母亲到陕北后,她父亲已经去新疆了。

 

接过母亲手中的接力棒,寻踪的脚步继续向前
       母亲很少提外公的事,但她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的父亲。八十年代初离休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和整理与毛泽民有关的文献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母亲就一页纸一页纸地抄,去韶山、长沙、安源、九江、抚州、南昌等地,把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装满了近30个文件袋。”
       1990年,母亲因病去世,我便从母亲手里接过接力棒,沿着前辈的足迹辗转于祖国的万水千山,工作积攒下并不丰厚的收入都贴补在匆忙的行程上。寻踪之路最远曾到俄罗斯,白天像小学生学字般在档案馆伏案抄资料,夜里一人住进地下室整理资料,这样一呆就是三个星期。但凡有新的线索,再远的路他都要走一遭。 

 

耘山在看地图寻找库其诺中国党校旧址


       多年探寻后,在我脑中,毛泽民作为红色银行家、红色理财专家等经济方面的成就,渐渐清晰——他在中央苏区创办共产党第一个中央银行,兴办第一个“央企”,在陕北主持开采了共产党第一口油井……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这也成为我此后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档案的最初缘由。
       如今我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前辈的寻踪和史料研究中,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这条毛泽民的革命之路我前前后后走了不下3遍,在行走的过程中,虽然历经过艰辛磨难,但我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对我而言,任何一个新的线索都是不容放过的“线头”,说不定它就会牵出个千尺彩练。最后我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寻踪毛泽民》、《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秘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两部书,并拍摄了4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这是我这几年寻踪的结晶,更多的是父母亲这一辈的心血。

 

我打仗不能给老前辈们丢脸
       由于前辈们初心的感召,当1979年2月14日全军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时,担任野战军前卫营的指挥员的我,也要带一个营去打仗。我上战场时唯一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是毛家第三代中唯一上过战场的人,不能给我的老前辈们丢脸。

 

耘山在高平阵地


       不过说实话,那也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那时我30岁,刚结婚一年,老婆肚子里怀着孩子,后方生活很美好,而前线呢?当时我们是打越南高平省的省会高平市,我们124师要从南边穿插,配合北边的121师,要把高平和梁山隔开,并形成战役合围。为了一个师都可以出去,我们两个营必须要把这个口子打开,但当时,敌人在国境上布置了雷区、碉堡等很多埋伏,要出去并不容易。
       那时候我很矛盾,刚组建家庭就要准备去死。每到晚上睡觉时,一定要困到实在受不了,一粘枕头就睡的状态,我才去睡觉,不然睡不着时总会想来想去,想多了就心软,想回家。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连队,一到晚上大家就坐在一起喝酒,到一两点困到实在不行才去睡觉。
       不过,枪声一响,全都不想了,很多任务和敌情摆在面前,需要及时处理解决。
       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从缴获的东西中找到一个手雷,把它一直挂在腰上,直到战争彻底后才拿下来。在战场上,这个手雷我从来没有拿下来过,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我留给自己用的,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就自己解决,手雷一松就爆掉了。我当时虽然抱着这样的决心,但没有遇到那种情况,因为那是一场我强敌弱的战争。

SHARE THIS ARTICLE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