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双重整合”， 探索“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

       近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这标志着雄安新区的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实施阶段。雄安新区将建设成为一座“未来之城”，其规划过程展示出面向新的城市发展范式的系统探索。
       国际上正在兴起以谷歌SidewalkToronto、“伦敦2062”等为代表的未来城市系统探索，国内一些城市和新区也提出对标雄安新区，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或城市片区，如武汉长江新城、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等。这些实践表明，面向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未来城市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领域。中国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也表明，在城市领域正在孕育兴起系统集成探索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
       展望未来城市建设，一方面要聚焦新的技术、产业带来的系统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预研预判新的治理与政策应对，时代发展与现实实践都呼唤对未来城市变革开展理论思考。
　　
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未来城市”建设是高质量发展重要主题
       当前，中国的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而高质量集中于供给侧，需要创新成长为核心动力。从经济运行的视角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需要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背后是高质量的经济和商业思想的支撑。同样，城市可以看做一个扩大了的“空间产品”，因此新时代也呼唤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模式及其治理思想，未来城市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展望方向和想象空间。
       我们观察雄安新区，可以有区域和国家的双重视角。从区域的视角来看，雄安新区源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是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从国家视角看，在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面前，培育一个新的区域增长极必须带有鲜明的“新”特征，并且一定是系统集成的“新”，方能成为区域的“反磁力”中心。
       雄安新区的规划体现出未来城市“三个生态”叠加的特征。雄安新区规划将人、自然、城市空间和创新活动进行统筹考虑，形成了“自然生态、人居生态、创新生态”三个体系的叠加。城市的动力逻辑出现了变化，三大生态体系越来越展现出互相支撑、同频共振的趋势。发展的次序出现倒转，必须首先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机构，然后衍生出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化，也就是从原来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走向未来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城市也要走向为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量身定制”人居环境。
       这一变迁的背后是思维的深刻变化，是从工业文明的思维跃迁到生态文明的思维。生态文明绝不只是加大生态环保力度，她意味着整个城市操作系统的升级，而非局部的修补和应用软件的更新。在此框架下，未来城市将成为超大型的“产业孵化器”+各类前沿新技术的“应用集成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未来之城的未来属性。

磁体与容器：关于未来城市的基础概念挖掘
       未来城市将体现出一系列的“新”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城市本身的变化，包括形态、功能、布局、结构等维度。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将引发多个领域的颠覆性变化，会放松城市营造所面对的各项局限条件；第二个层面是治理变革，包括投融资、土地、社会治理等方面。这两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技术的、空间的“硬”的一面以及治理和制度的“软”的一面，两个层面需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做到“双重整合。
       在聚焦“双重整合”、探索“未来城市”系统方案方面，中国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与国际并跑的技术基础。
       如前所述，新一轮科技、产业创新的趋势，对于今天的城市是外生性的变化，会放松城市营造与运行的各类局限条件，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而构建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对城市的影响，需要寻找学术上比较有张力的概念去应对。其中城市学家、思想家芒福德提出的城市作为“磁体-容器”概念，可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他认为城市可以作为磁体，也可以作为人类各种活动的容器。我们据此可以搭建起科技产业映射城市的一个简要分析框架。
       容器对应狭义的城市空间，城市的物理形态承载各类活动，空间上很多变化对应于容器，包括点线面的变化，特别是未来“空”的变化巨大，未来的一些城市交通技术变革，如飞行汽车等，将会使得城市空间的立体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同时，城市功能的许多变化则是对应于磁体的。容器满足城市人的物性、磁体对应于我们的理性。

鉴往而知今：历次科技产业革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回溯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上的技术变革对城市的影响，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城市的变迁与科技产业革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导致工业城市的兴起，城市作为一类空间“角色”开始出现深度分工。此前的城市都是农业经济状态下，集中交换物品的场所或治理、防卫功能的集聚地。真正的大工业生产型城市始于工业革命，并随之孕育出了成熟的配套体系。此后，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功能分化，城市分工进入了工业化体系时代。在这套城市体系下，支撑起了大规模的就业，城市化得以大大加速。但是，这些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工人居住状况不断恶化等。与此同时，如欧文、傅里叶一样设想理想城市模型的思想家也大量涌现了出来。同时，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规划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到了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城市体系分工进一步深化，城市群开始涌现。电力的普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允许分工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因而一些资源调配型的、总部型的、甚至金融型的城市开始出现。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又有一批理想城市的设想出现了，也就是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若干经典模型，比如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等。
       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影响更大、更迅猛，人类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城市时代，全球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当中。这个阶段有一个大的进展，就是全球化的体系整体生成，全球城市网络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当 然，同样也涌现出无序扩张、能源危机、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的新问题，也又出现了一批理想城市的模型。比如，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等等。
       当前，新一轮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革命，又将会给城市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又将引发怎样的冲击呢？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可能的冲击，今天的我们又将提出怎样的“未来城市”或“理想城市”的模型呢？这是全人类的时代性课题，也是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型城市发展道路的探索方向。
　　
双重整合：做好“未来城市”的研究聚焦
       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提出：“技术都会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把它叫做必然，就是这个趋势像重力一样，一定会发生。比如有了芯片、电波等，必然会出现互联网，会出现手机。……我相信这些趋势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它的细节无法预测，比如电话一定会出现，但苹果不是；网络一定会出现，但Twitter不是。我想讲一些长期的趋势，这种必然的趋势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依赖的，但最后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正如这段话所言，今天我们研究未来城市，有很多细节是无法预测，但是一些大的趋势可以预判。总体而言，面向“未来城市”需要城市研究的范式变迁，时代呼唤一个新的认知框架，这样一个框架应当走向“科技-产业-空间-治理”联动整合的方向。在这一认知框架下，聚焦“双重整合”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需要整合描摹科技、产业新趋势的总体图景，分析这一图景对城市磁体、容器功能的系统影响；其次，根据从历史回顾中汲取的经验，新科技、新产业带来的冲击最好能够提前思考治理应对，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做到“治未病”。
　　
未雨绸缪：迈向“未来城市”需系统升级城市治理
       综上可见，在生态文明和信息时代进一步迈向未来城市，需要对城市治理进行系统的升级，而非简单的技术应用。
       纵观人类的发展进程，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新的技术会引发一些场景变革，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人类做出政策应对，进而形成一个阶段相对稳定的治理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是从政策到治理，因为新问题刚出现的时候肯定考虑不够周全，先是出台一些短期的对策，随着经验积累，这些对策不断体系化、系统化，就形成了一个时期相对稳定的治理框架。
       上述应对历程可以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问题线或冲击线，另一条是应对线或治理线。两条线彼此交织、此消彼长、动态演进。新变动带来新问题，但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会带来人们思维观念的调整与解放，带来新的理念与新的技术手段，从而提升我们应对问题、化解问题的治理能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就是优化治理的辩证法。　　
       总而言之，未来城市的发展与治理需要理论的重构、理念的转变、领域的拓展、方式的转型、手段的革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短期框架的积累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系统整合与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相信中国的未来城市实践能够为世界贡献一份整体性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