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都首尔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不仅如此，在全国人口规模不过5000万的情况下，这座首都及其附近还成为了世界上容纳人口前5的都会区。
而要说起这座城市最富有的区域，大名鼎鼎的江南区一定位列其中。鸟叔PSY当年的神曲《江南Style》为这个国家富人区打出了国际知名度。而在他之前，大量韩国文艺作品也对江南区进行了描写，对它繁华下的腐败、冷漠、官僚进行过毫不留情的讽刺。
能成为众矢之的并不是件坏事，至少说明这个区域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够重。可谁能想到就在半个世纪前，这个高楼林立的区还只是一片农田呢？
没错，它是韩国首都功能疏导的产物。
汉江边的汉阳与“南京”
汉江只是朝鲜半岛上的第四长河，论长度并不算重要。但前三条大河都分布在半岛的南北两侧，汉江于是成为了半岛中部最大的河流，是连接狭长半岛的重要枢纽。
与此同时，汉江的水量足够充沛，这让它拥有了宽广而平坦的河道，在今天首尔市境内的汉江，宽度达到了一公里，是适合水运的天然河流。充沛的水量也让这条大河中下游出现了宽阔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多山的朝鲜半岛上为数不多适合农耕的优质土地。
区位和形态上的两大优势，让汉江及其周边平原在半岛古历史上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没有强大外力影响时（尽管这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很少见），谁控制了汉江，谁就掌握了争霸整个半岛的优势。
对这片区域的重视，从半岛三国时代的百济国就开始了。后来的高丽王朝时代，虽然来自北方的高丽王室长期定都开京（今朝鲜开城），但也经常调拨资源修建汉江中下游的新城市。首都方向在北，这座平原大城也位于汉江北部，取名汉阳，这就是首尔的前身。
准备这样一座大城市，有高丽王室自保的考虑。当时正值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高丽北部集体反叛王室，在2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元朝的直属领土，开京长期受到元朝势力的威胁。为了赢得更大的缓冲余地，高丽王室还曾多次考虑过迁都汉阳，甚至给汉阳起了一个“南京”的名字。
只是由于高丽与蒙元的关系时远时近，而且后来蒙元归还了半岛北部，迁都之事没能成型。
但等到李氏朝鲜取代高丽，迁都就不得不行了。1392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在开京建立新王朝，两年后就迫不及待地迁都汉阳，并将汉阳改为“汉城”。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近现代汉城（首尔）作为首都的历史。
经历朝鲜王朝时代、日殖民时代、半岛光复前期，汉城一直都保持着半岛政治中心的身份，逐渐发展成了现代首尔的老城区。而到了朝鲜战争之后，尽管因战火洗礼老城破败、人口凋敝，但韩国人并没更好的选择，依然在这里顽强地建立了新都。
而由于江面阻隔，这座城市的建成区范围长期局限在江北，已经深入了北部的北汉山、道峰山、南将山、仁寿峰一线，发展空间非常受限。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60年代。在朴正熙政府的工业化思路指导下，韩国经济开始复苏，进而腾飞，而强首都始终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韩国外地人涌入首都参与建设，全市人口从1953年的100万迅速膨胀到1960年的245万，原有的建成区拥挤不堪，甚至在城市外围出现了贫民窟。
在扩展现有建成区的努力失败后，朴正熙政府把目光投向了汉江彼岸，要在江南建造另半个首都。
宁要江北一张床，不要江南一间房
196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接连公布了《汉城十年计划》和《汉城基本城市规划》等规划文件，希望在建成后南部能容纳全城60%的人口。而南方初期的两大重点建设对象，便是今天在韩国讽刺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江南区（东）和汝矣洞（西）。它们会成为城市的两个副中心，主要作用是疏导城市居民，成为居住卫星城。
但其实汉江南部是汉城刚刚从环绕首都的京畿道挖来的。这在行政上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这里是京畿道的边缘地带，本是典型的首都“灯下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础建设，大片大片的农田，政府面对的是几乎白地起城的艰巨任务。
所以在整个60年代，韩国政府都迟迟没有行动，首都群众也都不相信乡土气息浓郁的江南会最后成为与江北一样发达的新城。但韩国政府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南部规划。只是要建成新城，他们还需要等待跨江交通问题的解决。
当时的汉江上，一共只有两座跨江大桥，南北交通非常不便。作为江南建设的第一步，第三座汉江桥的工程于1966年启动，也就是今天的汉南桥。等到这座桥于1969年建成，向江南区输送建材就不再成问题。70年代京（汉城）釜（釜山）高速的建成，更是大大加快了南部的开发速度。
最早得到开发的是江南东部的永东地区，韩国政府计划在此建成可容纳60万人的住宅区。此后，从北向南依次开发，逐渐把蚕室洞、开浦洞等都纳入新城开发范围。这段历史为今天江南区留下的痕迹，是区内方方正正、规划痕迹明显的公路系统和开浦1洞、逸院2洞等明显具有人为痕迹的命名。
为了规避主城区过于拥挤的难处，江南区的公共面积很大，不仅拥有更多的绿地公园，道路面积占比也高达25%，明显高于正常水平。这一度还引起了市民的质疑，不过后来住进江南区的市民，会很感谢当年政府规划留下的宽裕。
同样得到改观的还有住宅区的规划。
在汉城的老城区周边，独栋住宅非常常见，这都是从日殖民时期继承过来的老宅，土地利用率很低，而且年久失修，很难容纳大量居民。当时的汉城城市规划局局长金炳林就坦言，即使把整个盆地都盖上密集的独立住房，也容不下1000万人，唯一的办法只有建设公寓。
这极大地改变了首尔的城市面貌，也让这座城市有希望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不过很显然这些改变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涌入汉城的老百姓还是“宁要江北一张床，不要江南一间房。”
江北推，江南拉
1970年，汉城的人口暴增到543万，比前一年多了整整63万。而所有的居民全部都挤在江北各区，江南人口却很少，只有一些建筑工人为这里增添了不多的生气。人口分流势在必行。
第一批要做出表率的就是公务员。1971年，江南公务员公寓建成，市政府、市教育厅、市警察局成为了第一批南下人员。尽管是免费分的房，可谁也不愿意去，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公务员们只能咬着牙南迁。随后他们又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公交，让通勤大受阻碍，甚至影响了首尔的正常城市运转。公务员们只能偷偷卖掉了在江南分的房（根本不值几个钱），纷纷搬回江北。
更糟糕的是，两年后，因“赎罪日战争”引发的全球石油危机爆发，资源严重依赖外来进口的韩国受损严重，国民经济遭遇重创，市场上根本没有热钱，想炒房地产都炒不起来。
无奈之下，韩国政府放开了对江南“房住不炒”的限制，减免了7种税赋，这才终于恢复了江南房地产的活力。但谁都知道，政策过于宽松的后果就是大量投机客涌入，让江南房地产进入了房炒不住的恶性竞争，再次打击了新区的人口流入。
眼看善意的移民政策不起作用，朴正熙政府决定来点狠的。
首先，市政当局限制了江北的新地产开发，所有公寓楼和私人住宅的地皮一概不批，新的餐馆、酒吧、加油站一律不让开，连学校要扩建宿舍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最后还不一定能造起来。这是让江北把新人往外推，逼迫他们不得不离开老区。
接着，还需要让江南有拉力。
他们先尝试了把市政厅、法院、检察院、森林服务局和公共采购局等重要公务单位，以及包括韩国银行、韩国开发银行在内的8家银行总部迁走。但江北市民担心以后办事不便，这些单位的雇员也不满场所搬迁，纷纷表示抗议，新政一直没能成功。直到十年后，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才搬进了江南。
一计不成，市政府又出一招，把汉城最好的8所高中迁到江南，后来陆续扩展到15所，组建了江南区的8个学区，吸引家长们来抢购学区房。
这一招果然奏效，江南此后聚集了大批韩国第一代中产，房价也水涨船高。学区房在东亚，果然总是具备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有了人气，一切都好办了，此后首尔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完善了江南的公交设施，甚至将地铁线枢纽转移到江南，为城市创造更好的宜居条件。如此一来政府部门和企业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江南，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连江南区也获得了独立的行政身份，拥有独立的税收和预算权，一切进入了正向循环的快车道。1975年，全区不过30万人口，到了1987年已经到了82万之多。
江南，开始取代江北，成为了新时代的“新首尔”。
但伴随着建成区的发展，问题也随之而来。建筑拥挤、交通拥堵成为了江南区的新常态，而水涨船高的房产价格，也逐步扩大了江南的贫富差距。有钱人在原本的公共空间兴建了联排别墅，压缩了普通市民享受自然的空间，临近河边的普通住宅更是被限高，以免影响后排高楼里富人的“景观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既是一座“新首尔”，也是一座“老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