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旦暴发于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流动性强的大城市，势必会加剧安全防控形势。我们要做的不是限制大城市发展，而是为之编织起更具韧性的保护网。
庚子年初，病毒肆虐，疫情蔓延，路断乡关。城市按下“暂停键”，全社会迎来了一场特殊的防疫大考。这次疫情来势汹汹，相比2003年的非典影响更巨，因为这次疫情伴随春运而暴发，与此同时，人群的流动速度是当年的6倍，快速的人口流动，也给疫情防控带来了难度。
纵观世界历史，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甚于战争。1910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国东北，关东大地暴发了鼠疫。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暴发，最终死于这场流感的人数约在5000万到1亿人之间，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口总数，而彼时的城镇化水平远不及今天。
21世纪以来，类似突发疫情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先后发生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之中。例如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在我国广州发生，2009年被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H1N1（猪流感）疫情暴发于美国加州各市。
灵魂反思：疫情暴发与城市规模有关？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写道：“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为病毒传播创造了便利，这一切始于大约一万年前人类为适应农业生产而开始的定居生活，并且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加剧。人类定居和大规模驯化饲养家畜既是传染病的主要源头，也是造成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原因。而世界贸易路线的不断拓展，将各大洲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
“疫情以极快速度从一座城市扩散到全国，不得不让我们开始反思城市规模。”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说，“从更深的角度挖掘，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城市吗？对于人口动辄千万的超大城市，我们有从城市治理层面上做过更为深刻的反思吗？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对地方治理的传统结构，是否需要适应城镇化进程而有所转变？”
上述灵魂质问很难回答，但我们知道，疫情一旦发生在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中，随之而来的风险等级便会相应提高。此次疫情席卷武汉，使城市治理方面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迅速扩散的疫情让武汉的医疗机构和市民猝不及防，一时间，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装备被一抢而空；在全民恐慌情绪笼罩下，大量有发热症状的武汉市民纷纷涌向该市各家定点医院，导致原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承受了巨大压力。
作为世界上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目前仍有不少城市正努力跻身于千万人口俱乐部行列。这次的疫情暴发，无疑给城市治理者提出了一道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即大城市如何平衡城市规模和人口流动——前者给城市防疫增加风险，后者则为阻止疫情蔓延带来挑战。若一味发展大城市，却无暇顾及人口问题，势必会给社会增加风险管控的难度。
那么，此次疫情暴发与城市规模是否有关？“我认为，与城市规模没有直接关系，与治理能力有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诸大建表示，“城镇化是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统一，不仅意味着人更多、楼更高、GDP更大，更意味着风险防控的能力变强。中国当下人口达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应对风险的管理能力还不到位。”
因此，在城市人口聚集和风险积聚的相应关系中，不能简单地将城市规模与突发疫情直接画上等号。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与供给是否匹配，城市能级和治理水平是否匹配。提高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才是推进城市治理水平的题中之义。
智慧城市：披上信息化防疫“铠甲”
“在过去，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个缓慢过程。但这次疫情涌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就是信息化手段。”在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刚看来，2003年的非典意外催生了网购，而这一次的疫情也将智慧城市治理迅速推入了快车道 。
随着节后复工潮的到来，上海快速上线“来沪人员健康动态观察系统”，覆盖机场、铁路、公路、水路等入沪途径，以信息化手段代替人工走访，确保全程无接触。并利用“网络核验”“电子签章”等方式，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试剂盒生产企业的审核和许可证颁发。
除了地方政府部门推动的“云模式”，互联网信息企业也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京东城市总裁郑宇介绍，该平台利用时空数据收集人群的活动轨迹，即何时、何人出现在何处。比如将范围锁定于武汉，查看1月1日到24日之间有哪些人在武汉停留超过6个小时以上，目前来到北京的又是哪些人，这就是智慧城市治理的应用表现。
截至目前，很多城市都涌现出与“城市大脑”、智慧防疫相关的应用案例。其中既有基于国家地理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天地图”开发的疫情动态地图、疫情防控辅助决策系统，也有城市、小区智能测温筛查预警系统，城市的外来人员登记系统，企业复工、学校复学管理系统，社区防疫信息服务平台等等。
然而，有些技术由于上马仓促，功能受限，与公众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有评论称，一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动辄以亿元计，却连“在线预订口罩”“线上收治登记”等基础功能都无法实现；有些街道社区的通知传达、防控知识普及，依然靠嘴、靠腿、靠手动；还有些连体温上报、线索申报、相关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用的仍是20年前的处理方式。
疫情“兵临城下”，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想要把城市治理好的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这其中，来自社会的支援力量虽微弱如萤，却令人动容。
全民同心协力抗击疫情时，南通市人大代表、如皋市审批局城市规划科陈蓓，向身边能人志士发出倡议，号召他们奉献爱心，募集善款，捐赠物资。在海外友人的帮助下，陈蓓购买到一批N95口罩等医疗物资，捐赠给如皋市人民医院，并筹集2万元资金，捐至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在此期间，她还筹备了一批一次性医用鞋套、医用帽和医疗废物垃圾袋，支援在湖北黄石紧张工作的江苏援鄂医疗队，为“逆行者”增加一份来自家乡的后援力量。
基层社区：充当防疫首道“关卡”
除了政府和社会，此次基层社区的防疫表现，同样值得每一座城市挖掘探讨。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各项管理严密，人们可活动范围骤减，一下子让社区内部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功能浮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作为社会最小单元格——社区，不仅没消失，反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居家接受隔离观察，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买菜；小区业主不用出小区门，有物业公司采用无接触式“菜篮子”专门配送。从“测体温、信息摸排、隔离管理”的群防群治，到及时贡献消毒水、体温枪的邻里互助，在具体而微的防控细节中，行之有效的社区做法一旦诞生，很快被其他社区借鉴。
当然，社区管理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一些社区因为管理粗疏，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收集与反馈，以致疫情扩散；还有的恰恰因为用力过猛，做法简单粗暴，让社区居民觉得“搞过头”。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案例，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成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我们相信，战疫胜利之后，那些在疫情期间管理得当的社区样本，值得我们反复研究与学习。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社区组织的自发韧性不应该被忽视或压制，其发育亦可弥补强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端。强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有统一的标准和行动模式。不过，对于一些带有不确定性、个性化的情况，自上而下的模式往往容易产生一刀切的做法，在应对个性化的特殊需求时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可以在社会自治方面得到填补。”
疫情如镜，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便社会越来越发达，即便城市陌生化趋势难以扭转，但一个充满情感联系、能够责权共担的社区共同体，依然是城市生活的刚需。在平日，这样的共同体是信息互通、邻里互助；在今天，则是患难与共、共同进退。用这种互助精神连接社会每一个最小单元格，对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大有裨益。
韧性城市：“免疫力”比拼治理机制
阿尔贝·加缪在其经典之作《鼠疫》中说：“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城市治理者如果有这份好心，却无善治能力，也同样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如前所述，流行病是现代社会的“黑天鹅”，在中国这样超大城市发育、人口密集、流动频繁的环境下，治理能力上不去，重大疫情就可能成为频繁出现的“灰犀牛”。发展人口达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需要有良好的治理能力。事先能够防范风险，事中能够化大为小，事后能够举一反三。缺乏良好的治理能力，盲目发展超大城市会带来全局性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谈论“韧性城市”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诸大建认为：“风险管理的早准备、早应对原则，是处理突发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铁律。用此思路思考韧性城市的空间规划和治理，就不会‘摊大饼式’地把单中心城市搞得太大，而不顾及基础设施和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配套建设。”
“重要的是吸取此次疫情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教训，从而提升城市管理的韧性程度。”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涛认为，“在设计一座大桥时，不会只考虑它能够承受多少车辆通行，还要考虑到大风、大水、地震等特殊情况下它是否能屹立不倒，这就是韧性，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面对疫情，如何“宽严相济、松紧适度”是难以把握的一个尺度，必须放在时空维度，才能更准确地认知和评价。为吸取此次疫情带来的经验教训，提升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免疫力，本刊特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分别从“偶发的危机管理与常态的城市治理”“城市治理的纵向和横向体系协调”“区域协同与城市提质”“空间留白和职住平衡”“社区居民自组织力量”等多元角度展开论述，试图通过提出专业意见为“中国城市善治”贡献智识力量。
因为我们相信，自古以来，人类正是在与病毒不断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身缺陷并获得进步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将城市治理与社会应急能力的短板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韧性城市建设和突发应急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健康、安全、善治的城市才是公众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每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精神价值，相比物质层面的重建，如何关照每一位居民的心理重建，才是一个城市恢复机能的支撑。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建成一座没有疾病的城市，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无谓地失去更多了。”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如此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