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日书画鉴藏史上，林熊光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其古代中国书画收藏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质量尤高。遗憾的是，对林熊光及其书画鉴藏的考察研究至今仍属空白，只是由于近年来书画文物拍卖中，不断涉及林熊光旧藏品，才开始出现对其人的简单介绍，但介绍文字又几乎千篇一律，且间有讹误。有鉴于此，对林熊光其人，尤其是书画鉴藏活动做一系统梳理和考察，实属必要。
林熊光生于一八九七年，字朗庵，室号磊斋、宝宋室等，系台湾板桥林本源家族成员。林家原籍福建漳州，其先祖早在清乾隆年间移居台湾，后数代艰苦创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林国华、林国芳一代，立足台北枋桥镇（后板桥镇），苦心经营，不断壮大家业，并聚合国华之“本记”与国芳之“源记”而成林本源家族。到了林国华之子林维源、林维让一代，林家已发展成台湾屈指可数的富商豪族，而且在刘铭传督办台湾时，维源兄弟因辅佐有功，而得到嘉奖重用。林家在经商以及协助治台的同时，还大力倡导文化艺术，开办义学，并延聘儒学或金石书画家吕世宜、谢琯樵等授学传艺。台湾日据时期，林家一度退避厦门。林熊光即出生在举家返回厦门后的一八九七年三月。
林熊光的祖父即林维让，父亲林尔康英年早逝，母亲陈芷芳系前清宣统帝师陈宝琛之妹，育有子女五人。林熊光属家中老小，上有兄、姐各两人。长兄林熊征，为盛宣怀之婿，曾担任汉冶萍公司董事、华南银行总理等职，还一度为台湾首富。次兄林熊祥，娶舅父陈宝琛四女为妻，日本留学后返台经商，且能文善书，尤以书法著称。大姐林慕安，嫁给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二姐林慕兰嫁给严复之子。在注重门当户对的林家，林熊光虽娶日本人为妻，但选择的也是东京士族女子。
林熊光十岁时返回台湾，十六岁负笈东渡日本，先在皇家学校学习院学习，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一九二三年毕业。林熊光在学期间，就曾参与创办大成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简称“大成火险”），并担任监察，一九二五年后升任常务董事及董事长，而且，他还以分家所得资产创办朝日兴业公司，并出任社长。不过，他一生的主要事业还是经营大成火险公司。
林熊光自幼喜读书，同时倾心于书画骨董等文物，逐渐磨炼出一双鉴赏慧眼。早在学生时代，即于书画鉴藏界崭露头角，其收藏的北宋黄庭坚真迹《王史二氏墓志铭稿》，于一九一九年公之于众（《书苑》第十卷6-10号），令日本鉴藏界大为震惊。
此《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即黄庭坚为王（长者）、史（诗老）二人起草的墓志铭文稿，后二纸合装为一卷，是一件递藏有绪的传世剧迹，上有晋府宝书以及陈继儒、项子京、梁清标、罗天池、端方等诸家印记，多达七八十处。后有董其昌、孙承泽、杨守敬、郑孝胥、罗振玉等人题跋。日本的犬养毅曾获观于金陵端方处，并留下“盖天下第一墨宝”题记，在林熊光入手后，又第二次获观并题跋。
关于此墨宝入手经过，林熊光曾在跋文中披露：“大正八年己未五月八日，余以万五千金，易得此名迹于东都之文求堂主田中氏，欢喜无量。遂以尊山谷室名余斋，以志喜也。”大正八年即一九一九年，在当时一般年轻职员月工资仅四五十元的年代，一万五千金可不是小数。时年八十四高龄的日本篆刻名家益田香远特为其操刀刻制“尊山谷室”收藏印。此墨迹清末时为端方所藏，端方死后，其宏富收藏渐散出，常年在北京坐地收购古籍和书画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于其遗孀处获得一批书迹拓本带回日本，此即其中之一。另有部分书画为中村不折购去，现藏书道博物馆。田中将此名迹带回后，又特请时居京都的罗振玉题跋。
该墨宝除多次现身于书画展览会之外，《书苑》《书道全集》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有收录或转载，对书法界影响至深。西川宁在《开眼之师》（《书品》第116号）一文中，回忆恩师田中丰藏讲授东洋美术史时，曾屡屡盛赞这件传世名迹。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对该墨宝也有详细考证介绍，可资参考。后来林熊光将此墨迹出让给大阪的收藏家阿部房次郎，后经其嗣子之手，转归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墨宝之一。
一九一九年前后，《书苑》杂志还刊载过林熊光所藏明赵左《水墨山水画册》（十二开）、王穉登《真迹诗卷》、王虚舟《篆字如南山寿幅》等。前者赵左画册后又由西东书房玻璃版影印。
大村西崖编刊的《文人画选》（丹青社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收录林熊光藏品四件，分别为王时敏《叠嶂草堂图》、方士庶《松柏同春图》、辺寿民《画册》和奚冈《山水册》。从款识知，王时敏《叠嶂草堂图》（纸本水墨，高四尺五分，阔一尺七寸），作于康熙五年，作者时年七十五，为仿黄大痴法之佳作。方士庶《松柏同春图》（纸本水墨，高三尺八寸，阔一尺一寸五分）作于乾隆十四年，为仿元代陆广之作，大村西崖评曰“笔墨温藉浑厚，盖现其人之气韵”（《文人画选》解说）。
当时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界，东京有大仓喜八郎、根津嘉一郎、菊池惺堂、山本悌二郎等财政界巨头，京阪地区则有藤井善助、上野理一、黑川幸七等商界大亨，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林熊光却异军突起，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林熊光留学日本时，正值清王朝覆亡之后，清室、王府等秘藏书画开始不断流出。日本国内，出于经济原因，旧大名家祖传宝物，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书画骨董，也陆续入市拍卖。受传统茶道及鉴赏趣味的影响，日本人对当时入市的中国书画，仍重宋元，尤其是梁楷、马夏画派等院体画及禅宗画，售价一直居高不下。相反，明清书画尚未受到应有重视，价格低廉。而林熊光身在日本，同时又有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渠道，可便捷获取中日两地入市或散出的书画。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前后，随欧洲战争的终结，作为生产基地的日本，经济旋即陷入恶化状态，美术市场也一度出现了低迷。不过，这对有经济头脑的林熊光来说，倒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短期内收藏了大量书画、鈢印等文物。加之他能把握中国美术史主脉，古代书画，宋元明清兼而收之，同时旁及鈢印、古砚等。截至一九二三年九月关东大地震时，林熊光收藏的中国书画等文物已达相当规模。不承想，这次地震使其东京私宅连同所藏宝物，瞬间化为灰烬。另外，其收藏中，另有百余件珍贵书画，当时曾寄存在田中氏文求堂仓库，不幸的是，文求堂店铺及仓库均毁于震灾大火，唯有宋张即之书《李伯嘉墓志铭稿》因临时借往关西而幸免于难。此墨宝后为藤井善助所得，现藏藤井有邻馆，且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关东大地震后，国华俱乐部曾委托文人画家相见香雨，对震灾中损失的书画等美术品进行调查，事后出版了《罹灾美术品目录》（一九三三年）。书中虽有文求堂整体罹灾及个别重点文物的简要记述，但只字未提林熊光寄存于该仓库的书画。因此，这批书画几乎鲜为人知，就这样瞬间消失了。有鉴于此，震灾前日本相关书刊转载过的林熊光所藏书画亦不应忽视，从研究角度来讲，同样具有很大价值。
震灾后，林熊光在书画收藏上仍热情不减，加之有舅父陈宝琛这棵大树，还有沪上鉴藏大家李拔可、黄霭农等相助，故又陆续获得不少精品。尝因得南宋赵伯驹《海天落照图》、金李平甫《江乡落照图》、明李日华《夕照归鸦图》及王履《渔村夕照图》，而将其堂室命名为“四照堂”。后又因喜获宋徐熙《蝉蝶图》、米友仁《江上图》、李公麟《春讌图》以及燕文贵《夏山行旅图》，而易名为“宝宋室”。其一生尤喜用该堂号，并先后请篆刻家小林斗庵、松丸东鱼、吴昌硕、曾绍杰等为其制印或题额，其收藏书画上也多钤有此印。
美术史学者原田尾山在官方支持下，于一九二八年开始，花费三年时间，对日本所存中国名画进行初步调查，后在此基础上编刊了《现日本中国名画目录》（一九三八年）。尽管遗漏甚多，但该目录中仍收有林熊光藏画六件，分别为夏?《潇湘风雨图卷》、杨文聪《山水卷》、道济《纪游图咏册》《山水精品册》（各十二开）、朱耷《书画合璧卷》及徐扬《御题临大痴山水卷》。另外，《大东美术》收录过林熊光收藏的明徐渭《花果鱼蟹图卷》，《国华》杂志还曾以玻璃版影印其所藏元吴镇《嘉禾八景图卷》，并刊载泷精一撰写的长篇鉴赏论文。这幅画卷长达二十一尺有余，为吴镇代表作之一，后被日本指定为重要美术品。
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王翚《仿李营邱江山雪霁图卷》，也来自林熊光旧藏。《江山雪霁》本是唐代王维的传承作品，其后诸多山水画家先后临摹，本图则是王翚据北宋李成摹本所做的再临摹。这幅近八米长的巨幅画卷，气势磅礴，宏伟壮观，而且从研究角度来讲，对探讨近年来颇有争议的王维《江山雪霁图》也不乏参考价值。
就在林熊光收藏日益精进之时，其主导的保险公司事业却节外生枝。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北部港口城市函馆突发大火，造成两千余人死亡，两万余户房屋被毁，损失规模仅次于关东大地震。而当时又尚无现行所谓再保险制度，林熊光主导的大成火险公司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为筹措资金，更是出于道义，林熊光毅然决定放手所藏书画等私财。京都美术俱乐部曾有过一次明清书画专场拍卖，其书画即来自林熊光之收藏。从当时印制的《宝宋室藏明清书画便面展观目录》可知，各类书画达二百余件，其中明清名家扇面八十七面、画册类三十册、画卷类四十卷、画轴类四十八轴。虽名为明清书画，但也附带部分宋元名人作品，如梁楷《寒山拾得图》、吕东莱《诰敕卷》、李唐《平堤散牧卷》等。二〇一五年北京匡时春拍会上以两千五百万元落槌的《南宋吕祖谦告身》，恐为当时这件吕东莱《诰敕卷》。
对酷爱收藏的林熊光来说，命运多舛。“二战”末期，他位于东京麴町的私宅又毁于战火，苦心收集的书画、鈢印等藏品多半化为乌有。其在《林朗庵乙酉劫后所用印留影》序中称：“余历年请诸友刻藏用印百余颗，乙酉东京寓居受炸毁，殆全部损失。是后求知友所刻及烬余之印，钤成壹册，以资记录。”林熊光一生尤好鈢印，曾得罗振玉、黄宾虹等人藏印，收藏甚丰，而且在篆刻、印谱鉴赏研究方面也造诣颇深，并辑刊《磊斋鈢印选存》等。可以说，在述及近代中日篆刻印谱史时，林熊光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物。顺便订正一下，国内拍卖图录关于林熊光的简介中，所谓“琅庵”之号，与林熊光无关，应为稻垣氏之琅庵（误解源于篆刻家稻垣重厚所辑《琅庵藏印》）。
此次毁于战火的书画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详知，只能从战前曾转载过其藏品的杂志等文献中略知一二。据笔者调查，三省堂《书菀》杂志自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短短四年多时间，就刊登过其十八件书画藏品：李世倬《墨笔山水》、李日华《墨笔山水轴》、钱维城《墨笔山水立轴》、祝允明《草书诗卷》、郑燮《书画合璧轴》、梅清《山水立轴》、冒襄《画梅立轴》、陈潮《篆书立轴》、郭诩《画张子房小景图轴》、高凤翰《水墨松泉图立轴》、伊秉绶《行书七言绝句立轴》、黄慎《人物立轴》、王穉登《草书五言绝句立轴》、蓝瑛《淡彩霜桕文禽立轴》、笪重光《书张燕公诗立轴》、陆治《着色牡丹直幅》、罗聘《狗儿园立轴》、程鸣《山水立轴》。这些明清书画均有一定代表性，堪称佳作。如清初四大书家之一的笪重光《书张燕公诗》，为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七寸的绫本大轴，书录唐代张说《游灉湖上寺》诗，有“唐燕公集，为惟德亲翁书，笪重光”款识，书法潇洒，妙趣横生。
另外，从一九四二年秋冬之交于东京举办的赵之谦先生遗作展览会可知，此次展出的书画篆刻作品中，也有来自林熊光的七八件藏品，如行楷篆隶书额《读书便佳》《九书屋》《意可园》《琴心花韵之轩》、书幅《晴窗赏古图题咏》、画卷《异鱼图》等，均为赵之谦遗作中的佳品。其中《异鱼图》，现身于西泠印社二〇一一年秋拍会，后以一千一百五十万元成交。
林熊光精于鉴藏，当然与他阅历丰富，尤其是读书多、见识广有关。从其所撰《日本现存唐宋名家墨迹举知》（《书苑》六卷一号）一文，便可大体领略。文中列举了日本所藏唐宋墨迹二十四件，一一加以评介，从主要著录、递藏，到名家品评、书体书风等，简明扼要，点评到位。对他来说，这些赫赫名迹大多都曾寓目，有的还曾经手收藏过。例如，唐褚遂良《兰亭叙绢本》，林熊光年少时曾于福州亲眼所见；唐张旭《草书帖》，关东大地震前，上海金颂清携此来日本时，林熊光也曾寓目；唐《响拓右军哀祸、孔侍中二帖》《临右军二帖》，也分别在其恩师冈田正之家和博文堂把玩欣赏；宋苏轼《寒食帖》，北京的颜世清携来日本，于公使馆展出时，林熊光每日均前往观摩，并于此书卷侧几近“坐卧不能去”，后被菊池惺堂重金购去后，又不免惋惜。除前述宋张即之、黄庭坚所书墓志铭稿之外，宋苏轼书《李太白诗》、宋《司马温公告身》等也都一度为林熊光所藏。
林熊光不仅富收藏，精鉴赏，而且胸怀磊落，对所藏书画从不私秘，而是以普及共享为己任，故其藏品不少曾无私出借，用以转载或复制，如遇知音恳求则忍痛割爱。同时，林熊光在台湾与其堂兄弟一起创办如水社及大观书社，大力倡导和推广书画艺术，尤其对后学极为关照，张允中走上书画收藏之路并成为此领域大家，即与林氏的指导和提携分不开。另外，为彰显台湾金石学奠基者吕世宜等人业绩，林熊光曾于东京自费重刊吕氏著作《爱吾庐题跋》，编刊《吕世宜、谢琯樵、叶化成三先生遗墨》，并撰写长文《台湾金石学导师—吕西村先生》。就此而言，其对中国书画的弘扬与普及不无贡献。不过，同时也应看到，林熊光的收藏人生，有近半又跟日本占据台湾，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期重合。作为日本殖民台湾的协助者，这种特殊身份，也使其能在中日交恶的复杂环境下，于中日间尤其是鉴藏界纵横驰骋。
林熊光收藏书画终生不辍，直至晚年，还请台湾篆刻家王壮为刻制“朗庵七十以后所得”藏印，钤于新收书画之上。林熊光于一九七一年去世，葬于东京吉祥寺，书法家西川宁为其撰写碑文。
林氏家族以收藏家著称者还有林柏寿和林宗毅。前者系林熊光叔父，其“兰山千馆”收藏甚丰，尤以中国古书画、陶瓷器等知名，其中部分藏品已移交“台北故宫博物院”。“兰山千馆”之名，源于其藏唐褚遂良临《黄绢本兰亭卷》和怀素《小草千字文卷》。而前者《兰亭卷》，即为“二战”后经林熊光之手获得的镇馆之宝。林宗毅为熊光之堂弟，亦是收藏大家，尤以其“定静堂”所藏明清书画名世，其藏品后分别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相关图录均已出版。
相比之下，林熊光的收藏则显得有始无终。其丰富藏品有的毁于震灾，有的毁于战火，从此绝迹人间，残留下来或后来陆续新收的，最终也未能聚为一体，而是四处星散。也正因为如此，近年国内拍卖市场才不断有他的旧藏品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