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是中国的历史名县，40年前，宝安撤县建市，建立深圳经济特区。40 年沧桑巨变，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边陲农业县蝶变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宝安始终是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更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西协”桥头堡，是珠江口东西岸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之际，从宝安视角回眸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眺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新征程，愈发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快”“走得好”。
从“老宝安”到“经济特区”
宝安，这个千年古邑，边陲重地，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必经之地。乘改革开放与“深圳经济特区”东风，迅速崛起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
今天我们谈深圳经济特区，绕不开宝安、绕不开宝安的历史。
历史的老宝安。宝安建制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县志记载“得宝而安”，地名由来含有吉祥用意。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宝安外海伶仃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千古名句。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香港岛——这个自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来就隶属于宝安的岛屿——被割让给英国，第一次脱离管辖，宝安也因此走进世人视野。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宝安人民在反抗英国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强租新界和占领宝安的殖民侵略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06 年，连接广州与九龙的“广九铁路”（1949年广深段改名广深铁路）破土动工，1911 年全线贯通，在宝安县境内设有平湖、笋岗、深圳墟等站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宝安主要以边境严管县、军事重地的角色出现。二战后香港飞速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富庶，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明珠”“亚洲四小龙”。而一河之隔的宝安，民生凋敝，举步维艰。那些年究竟有多少人逃到香港，很难有准确的数字，我们只知道 1949 年刚解放时宝安县人口30 多万，1979 年宝安人口还是 30 多万，30 年基本没增长。
杀出一条血路办特区。1978 年 7 月，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首次到基层考察调研，就到了宝安县。痛心于“逃港潮”，经过深思熟虑，他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向党中央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宝安大地，宝安人挖鱼塘、养鸡鸭、种蔬菜、栽荔枝，要把宝安打造成供港鲜活食品的生产基地。1979 年 3 月，为加强对宝安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经国务院批准，宝安撤县，改设深圳市。党中央眼光显然更深远，不满足于搞外贸、挣外汇，而是要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加快发展的试验田，先行一步，放手大干。这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79 年 7 月，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个城市试办出口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勇立潮头的新宝安。最初宝安县整体改为深圳市，1980 年，中央决定划出 327.5 平方公里建立经济特区，重置宝安县，隶属深圳市，县政府搬迁到南头关两侧（今新安街道湖滨路 1 号）。建县之初，百业待兴，需找米下锅。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宝安人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募资。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就这样诞生了。1981 年宝安县的 GDP 只有 1.7 亿元，1991 年增长到 39 亿元，十年增长了 20 倍。1992 年邓小平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1993 年宝安撤县分区，分设龙岗区，2007 年，宝安分出光明区；2011 年，宝安又分出龙华区。“老宝安”不停地“开枝散叶”，“新宝安”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2019 年，不断“瘦身” 后辖区面积只有 397 平方公里的宝安区 GDP 总额达到 3854 亿元，位列全省区县第六。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统计单位来算的话，宝安在全国城市中可以排第 62 位。新时代，宝安迎来了“双区”建设时代，又一次站上时代“风口”，以崭新的姿态建设“湾区核心、智创高地、共享家园”。
从“县域经济”到“湾区经济”
自有建制以来，宝安的经济形态基本是以本地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依托，夹杂各种经济成分的县域经济。深圳从宝安县起步，改革开放 40 年走完发达经济体几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推动现代产业和城市人文融入湾区，全面迈入“向海发展、向湾而兴”的“湾区经济”。
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本地只有传统的农渔业和少量农副产品加工、农机修理等薄弱工业基础。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当日，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了我国第一份“三来一补” 合同，打开了宝安工业化 1.0 的大门，以来料加工为支撑的制造业热潮席卷宝安。
1980 年代后期，随着资金、技术、人才紧缺状况的改善，引进的形式由初期的“三来一补”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自产产品为主的“三资”企业，宝安工业化进入了 2.0，宝安制造一步一步从来料加工向模仿制造转变。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制造企业相继成立，今天的行业巨舰华为、富士康，最早就在宝安西乡起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不再满足于模仿制造，开始自主研发设计，拉开了宝安工业化 3.0 的序幕，宝安制造逐步从模仿制造向自主制造升级。到 20 世纪初，深圳进入了以自有核心技术支撑的大规模制造时代，宝安作为优势工业城区，拥有最为完整的区域工业体系，拉开了宝安工业化 4.0 的序幕，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装备制造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结构。
近年来，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浪潮席卷全球，深圳开始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宝安着力构建适合自己的经济体系，坚定坚守实体经济和工业制造，坚定坚守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心无旁骛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壮大创新动能，以“创新 + 智造”为特色的产业链不断完备，全球每 100 台无人机里就有 21 台来自宝安，全国智能穿戴产品每 10 个就有三个是宝安造；坚持招大商招好商招优商，在产业遴选中突出“亩产、研发、增加值、税收”四个要素，成功引进腾讯“互联网 +”未来科技城、顺丰控股、VIVO、融创冰雪文旅城、雪花啤酒等重大项目落地；积极抢占工业互联网布局发展先机，成为工信部授牌的全国唯一区级工业互联网专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宝安加速从“制造业大区”向“智创高地”蝶变。2019 年，宝安地区生产总值达 3854 亿元，工业占比 48%，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800 多家，为全国区县第二、全省区县第一，这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深圳毗邻香港，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1979 年，蛇口一声炮响，吹响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号角。经济特区建立后，依靠中央的优惠政策，深圳拉开了“外引内联”经济发展的帷幕，宝安也不甘落后，对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对内地联合人才、联合技术、联合资金、联合资源。初期，由于投资环境差，特别是法律体系不完善，外商怕政策多变，怕投资没回报、连成本都收不回，心存疑虑，相互观望，引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技术档次低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当时处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阶段的深圳却逐步形成了“投资以外商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到 1990 年底，宝安吸引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项目有电子、玩具、服装、电器、塑料、家具、建材、皮革、钟表等，大小企业有 4100 余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宝安外贸总量常年位居全市前列，加工出口曾占全国 1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第一区”。进入新世纪，宝安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约占全球同类产品的 0.8%，消费品出口额更占 1.5% 左右，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第一区”。2015 年，宝安出口总额达到 426 亿美元，占全市的 16%。2016 年，宝安全面部署对德合作，凭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政府、企业、机构与德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宝安驻德国代表处在法兰克福揭牌，中德（欧）产业示范园加快建设，全区有 2000 家企业与德国贸易往来。进入新时期，开放经济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湾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开放。宝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核心，区内有国际机场、大铲湾港、107 国道、宝安大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有广深、机荷、沿江、南光、龙大等五条高速公路和轨道 1、5、11号线、穗莞深城际线，宝安国际机场与香港机场实现海陆联运，轨道 6、12、13、20 号线、港深机场快轨、深圳机场站空铁综合枢纽、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等正规划建设，海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枢纽地位日益凸显，未来将继续承载深圳对外开放主阵地功能，利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蛇口自贸片区“双区扩容”机遇，全面提升产业发展、引进外资、贸易便利化条件，打造一流国际营商环境，建立空港综合保税区、国际快邮集散中心，谋划更多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共同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各类要素集聚宝安，为深圳新一轮全面开放做好示范。
从“乡村管理”到“城市治理”
深圳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例，短短 40 年从一个户籍人口 30 余万、以农业生产和乡村建制为主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户籍人口达到 500 万、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超大型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模式不断升级，管理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到现代城区管理体制。1980 年建立经济特区后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1981 年，深圳市划分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宝安县，恢复宝安县建制，原深圳镇、附城、福田、南头、蛇口、盐田等六个公社划入特区范围；宝安县管辖特区外所有乡镇农村。1983 年，深圳市废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成立了镇政府和行政村等基层组织。“一市一县”“市带县” 制度使得深圳市成为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行政单元的地级市，特区外以农村管理体制为主，特区内以 “市辖区”的城市管理体制为主。1992 年，特区内推行城市化改革，撤销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建制，成立居民委员会，将村里承担的社区管理职能转到居委会。2003 年，深圳市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两个区 18 个镇 218 个行政村分别被改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近 30 万“村里人”变成“城里人”，深圳从此彻底告别农村，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取消农村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的地区。2010 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延伸至全市，宝安、龙岗被纳入特区，实现关内外一体化，至此， “关外是农村”的观念才开始真正逐步转变。
从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共享家园。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深圳只有 30 余万人，交通不便，封闭且缺乏社会流动性，大多数人的生活半径往往就是村、镇，生于斯、长于斯，很少与陌生人打交道，交往的都是亲人、熟人，彼此知根知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缘、地缘、感情为纽带，经济关系、交易关系、彼此互信建立在礼制的基础和约束上，救助更多发生在族亲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特区高速发展，深圳这片热土成为全球有志之士的逐梦之地，社会流动性增大，体制外人口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宝安原有的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1987 年，宝安外来人口首次超过户籍人口。随着 40 年人口持续净流入，原村民已经成为极少数，即便是近年来放宽了落户限制，至 2019 年底，宝安户籍人口也只有 70 余万，而实有管理人口 560 余万，改革开放让古人描述的“近者悦、远者来”在当代宝安得到完美体现。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40 年前，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行探路。新时期，党中央着眼新形势，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历史重任。在建立经济特区 40 年这个节点上，深圳重整行装再出发，从“试验田”到“示范区”，不但自己要发展得好，还要给国家发展探索打造新样板，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经济领域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经济特区建立之前，宝安县委就在广东省的支持下，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不愿受僵化意识形态束缚的宝安人不经意间拉开了这场史诗般改革的序幕。经济特区建立以后，深圳以“敢为天下先”精神，大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0 年创造了在全国领先的 1000 多项改革创新举措。从 1980 年代初期的工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基建体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等方面改革，到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单项改革向专项系统改革转变，特别是在资本市场进行探索实验，创办了招商等区域性股份制银行，1987 年公司发行股票，1990 年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 年代，深圳围绕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大胆探索；进入 21 世纪后，深圳不断深化经济、行政、社会、文化体制改革。
新时代勇当尖兵、走在前列。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将深圳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要求发挥核心引擎作用；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时代不同、角色不同、使命不同、内涵不同、功能不同、标准不同，中央对深圳的期待和要求已不止于经济发展，要求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过去的大胆闯、大胆试，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既要先行，还要示范带动，从过去主要在经济领域先行探索，到现在“五位一体”各方面各领域先行示范、走在前列。
改革“实验室”的升格、“经济特区”转向“综合特区”意味着深圳不能只做“单项冠军”，更要做“全能冠军”；不仅要在经济发展领域起先行示范作用，还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作出表率。
这个发展不光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上，更体现在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上、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上、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对深圳、对宝安来讲，这是继经济特区建立后又一次再创奇迹的启航、又一次波澜壮阔的进军。
面向未来树立标杆、当好示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深圳的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五大战略定位”“三个阶段发展目标”“五个率先” 等要求。
2019 年 9 月，深圳召开市委六届十二次全会，专题对先行示范区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把先行示范区作为深圳一切工作的总牵引、总要求，当前主要做好实现 2025 年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方案，制定实施 2019—2022 年、2023—2025 年两个三年滚动工作规划，跑好先行示范区建设的 “第一程”。宝安作为深圳的国土大区、经济大区、人口大区，自觉把宝安的工作置于国家和省、市全局来思考，放眼“双区”建设大局来谋划，区六届五次党代会明确了宝安在“双区”建设中的三项重大使命。
一是携手前海共同打造国际化城市新中心；二是全力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智创高地；三是打造“西协” 桥头堡、珠江口东西岸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今，方向已经明确，如何当好示范，唯有奋勇前行。
深圳特区的巨大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经典范例，是制度自信的重要底气，也是把“制度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的动力源泉。
还是这片海，还是这个湾。站在时代峰峦，人们已然看到广阔海面上露出桅杆的航船，已然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已然看到深圳先行示范区迈出的坚实步伐。我们更要以舍我其谁的胆略、当仁不让的胸怀、先行一步的行动，为深圳跻身世界一流城市贡献宝安力量，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