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的左边
都是回忆。推开大礼堂的门，还能闻到小时候的味道，每个礼拜六父母亲带他到里面看电影。第一部电影的细节还清楚地记得，片子讲的是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缉的资本家藏身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圣诞节时，外边下了雪，他穷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条街，窗户里头，看见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看见了圣诞树。」老体育馆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时候清华每年都要举办北平市大学生运动会，总是人山人海。他们一帮清华园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发组成啦啦队，给清华的运动员呐喊助威。
杨振宁先生拄着手杖在校园里走着，每次经过这些地方，从前的情景就出现了。他95岁，人生绕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路边的槐树和银杏继续繁盛着，身边走过的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们，也有父母牵着的七八岁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似乎只是刹那.
与大多数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杨振宁现在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睡懒觉」，早上9点多床，处理一些邮件，中饭后再睡一两个小时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出现在距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园科学馆办公室里。晚上，有时和翁帆在家里剪辑一些家庭录影，素材的时间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年轻时他用摄影机记录了很多家庭时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进行长途旅行了，「太累的话，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许因为年轻时太喜欢打壁球受了伤，也许只是时间不曾放过任何一个身体。他现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热水澡，家里的浴室和卫生间里都装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边。」杨振宁对记者说。他的左耳听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听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个95岁的老人——他有一双依然明亮的眼睛，说话时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几十年前的细节回忆起来一点也不吃力。采访中，每当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他总是略微抬起头，凝神静思，认真得像一个孩子。
采访那天，摄影师请他倚在科学馆楼梯拐角的窗前，这幢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三层小楼曾经也是任清华算学系教授的父亲的办公地。乌黑色的窗棂纵横交错，窗外是初夏满眼生机的绿色，旧时光似乎还在昨日。
Great Scientist
毋庸置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实在太难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向《人物》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在许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是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教室和操场上不断地和同学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邹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时，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谈起杨振宁的成就，「感慨万分」。
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师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视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尓奖在颁奖词中称，「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国际备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半个多世纪之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舆论场上，这位在国际上备受尊崇的「great scientist」、当年「神话里面的人物」却在遭受庸俗的解读，因为与翁帆的婚姻，他像娱乐明星一样被轻佻地谈论，经过歪曲或刻意编造的伪事实也随处可见。甚至有人编造翁帆父亲娶了杨振宁孙女的谣言——这一谣言出现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
人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了解传奇——他深邃的工作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遥远距离更加剧了这一点。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设宴招待。此后他几乎每年回国访问，持续受到中国官方高规格礼遇。他敬佩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新中国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国定居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时常从他的公开发言中流露出来。一些人也因此批评他对当下体制批评太少，维护过多。
也许名声的确是误解的总和，围绕杨振宁的各种声音都对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报》的一次采访中，杨振宁回应说：「我知道网上是有些人对我有种种奇怪的非议，我想这里头有很复杂的成分。我的态度是只好不去管它了。」
但舆论在某些时刻还是影响了杨振宁的现实生活。
从美国回到清华后，他给120多位本科生开了一门《普通物理》，一位听过这门课的清华学生回忆，杨振宁的课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来说难懂，后来读博士时他才意识到，当年课上听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诀」。这门课只开了一学期，除了杨振宁的身体原因，也和他与翁帆的订婚消息公布之后媒体的「干扰」不无关系。
「后来再要上课就比较有困难，」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遗憾，「原来我的希望是把整个大学物理能够讲完，但后来没有讲完。」
伟大的艺术家
简洁深奥的方程式是物理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许只有诗人可以做个勉强的助手。杨振宁曾经引用了两首诗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另一首是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下的墓志铭：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l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遮蔽
上帝说，请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学里头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10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了有这个一天，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的这个规律。可是没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来这些规律是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于自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人所最倾倒的美。」杨振宁说。
与很多科学家不同的一点是，杨振宁非常注重taste和风格，他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词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他说，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他这样解释科学研究怎么会有风格：「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关于taste，杨振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时候，一位只有15岁的学生想进他的研究院，他和这位学生谈话时发现，他很聪明，问了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都会回答，但是当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他却讲不出来。杨振宁说：「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学进去。」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数学教授父亲的影响，杨振宁一直对数学有审美上的偏爱。朱邦芬对《人物》说：「比如像我，我对数学，觉得是一种工具，我只要能用就行，我不一定非要去对数学的很多很细微的、很精妙的一些地方去弄得很清楚……只要好用就用，是一种实用主义者。杨先生他是不太赞成，他实际上是具有数学家的一种审美的观念。」
在杨振宁看来，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特点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杨振宁更喜欢「探究更基本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不喜欢「青铜时代」，所以他多次说过，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搞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
杨振宁的科学品位也在生活中体现。在他家中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吴冠中的《双燕》。吴冠中是他喜欢的一位画家。吴冠中的画作主题多为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简单因素的错综组合，构成多样统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钟爱的简洁的美也在这位画家的笔下。
正常的天才
这种简洁之美也延续在杨振宁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发现，一起吃饭，时间长了之后，点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杨振宁点了，因为他爱吃的就那几样——辣子鸡丁，酸辣蛋汤，加个蔬菜，有时再来个红烧肉，少有变化。他的乐趣在物质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说：「一个人这个日常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忘记掉那些纷扰。」
乐趣的前提来自他一直清楚并顺从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从不赶时髦做「热门研究课题」。「倒不是说它们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兴趣、品位、能力和历史背景，我愿意自发地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方向，这比外来的方向和题目更容易发展。」杨振宁后来解释说。因此他从不赞成「苦读」，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热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说他偶然碰到一个东西做出来。」物理学家朱经武向《人物》回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理论，他讲，（然后）他站起来，越站起来讲话的声音精神是越来越足，非常地兴奋，就跟我讲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
杨振宁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时在清华园如此，西南联大时期，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学术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这让杨振宁一生保持着某种简单与纯真。葛墨林说：「在他的眼睛里人的本性还是很善良。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老觉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劝他，我说杨先生，社会很复杂，您要注意防范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环境也帮助他保持了这一点。杨振汉说：「他没有我们中国人在解放以后的社会，经过各种运动的这种（经历），他不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压力。」杨振宁自己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一点：「我想我处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杨振宁又不像一个象牙塔里的人。
他兴趣广泛，19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书斋，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做促进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这个人兴趣很广泛，听你话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很喜欢动脑筋的。」杨振汉说。
熟悉杨振宁的人对他的描述最多的几个特点是：会关心人、慷慨、没有架子。接受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些让他们感动的细节。朱邦芬回忆，杨振宁的老友黄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欢听歌剧，杨振宁知道他这个爱好后特地买了台音响设备送给他。葛墨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盘炒虾仁。1986年，他有次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时杨振宁特地点了一盘他自己不爱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是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着虾。《曙光集》编辑徐国强说，有时杨振宁还会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间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时候别太实心眼。
归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这样概括杨振宁的人生：「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联大时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浸润长大，杨振宁真诚地期待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
葛墨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装在包里。葛墨林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她说你看杨先生又开车自个儿去了，到纽约，到China town，就华人城去演讲，我说干嘛，她说捐钱去了，我说那有什么，她说他还发着烧，还发着高烧，自个儿开车，因为人家香港那些有钱人来了，赶紧去开着车给人家谈啊怎么捐钱。 当时我就很感动。」
2002年，杨振宁在旅居法国的发小熊秉明的葬礼上动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诗：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这是熊秉明的故乡，也是杨振宁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2003年，他终于离开居住了58年的美国，回到了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榴」的土地。
回国的第二年，82岁的杨振宁与当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念研究生的28岁的翁帆结婚。接下来的舆论让人想起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中的故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
94岁的弗里曼·戴森不明白在中国「为什么人们要对一位新太太抱有敌意」，他在美国从未听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负面评论。作为朋友，他为杨振宁感到开心。「杨自己告诉我第二段婚姻让他感到年轻了20岁，我向他致以最温暖的祝福。我也认识他的第一任太太致礼，而且我确信她如果知道他有一个年轻的新太太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也会感到高兴。」戴森在邮件里这样写道。
杨振宁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胜因院一幢绿树环抱的幽静的乳白色二层小楼里，杜致礼刚去世的时候，朱邦芬曾去过杨振宁家几次，「确确实实他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就住在那个地方，我看他晚上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就看看录像，看看电视。他自己也说，他说他不找翁帆，也会找一个人过日子，他不是太喜欢一个人很孤单地这么走。」
外界很难理解杨振宁与翁帆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杨振宁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与翁帆的婚姻：「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平时会一起看看电影，念念诗，也会有一些彼此间的小游戏——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两个人看的时候都不讨论，等出来后各自说出自己最喜欢的画，有时在家里杨振宁还会出数学题考考翁帆。
2015年接受采访时，杨振宁说了这样一句让人动容的话：「我曾说，我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老年时代：『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