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四川藏地密码:从频繁动荡、遭遇“诅咒”到触网重生

陈亚辉 总144期 2020年 12月号 城市经典

    《环球市长》杂志    GLOBAL MAYOR MAGAZINE

最近,新晋“小狼王”丁真爆火后化身热搜收割机,一直热度不减。这样的意外之喜对当地来说本应是一件好事,但是丁真带来的热度起初却险些被西藏“截了胡”。网友们纷纷表示,“要到西藏去看丁真”。

其实不能怪普通民众分不清丁真的家乡甘孜到底是在西藏还是四川。得益于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诗歌、影像和传说,多数人基本上把藏族和藏地等同于西藏或者拉萨。而“去拉萨”早已脱离了宗教的范畴,一度成为文艺青年心中文艺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中国一共有三大藏区,涉及五个省份。不夸张地说,作为我国第二大藏区的四川藏区无论从风景还是故事上,并不比西藏逊色多少。且由于其知名度和开发程度不及后者,四川藏区又被称为“藏区最后的秘境”。

年轻、动荡的四川藏区

提及四川,一般人脑海里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火锅、串串、熊猫和成都太古里。和这些热闹沸腾的意象不同的是,从成都往西600公里,却是一派原始和静谧。这里也是四川,准确说,就是四川藏区。

按照如今的行政区划,四川藏区分布在三个行政区内: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紧邻甘孜,归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三地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而四川的总面积约为48.5万平方公里。

一直以来,这片超过四川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却像四川 “隐秘的角落”不为大众熟知。究其原因,和这片土地年轻,且变动频繁的历史不无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在“大一统”叙事的早期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王朝偏安和突围逆袭的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但是,盆地西部山地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在多数时候是远离中央王权的,直到元朝在此驻兵。

出于统治成本和习俗差异的考虑,纳入中国版图初期的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当地的土司制度。只要相安无事,皇帝愿意给予当地统治者极大的自主权,即所谓的“羁糜”。当时的四川藏区同样如此。

但是一些土司土皇帝坐久了难免会野心膨胀,甚至想尝尝当真正的皇帝的滋味。于是,劫掠贡品、互相兼并、公然对抗中央的事时有发生。

清朝时,四川的瞻对(今甘孜新龙县一带)地区就一直不太安分。当地部族林立,土司相互仇杀,争夺地盘,发展到后来开始对过路客商、行人进行抢劫,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在中央训诫后非但不听,还冲击清政府驻地方的机构,抢夺银两和驮马等物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皇帝是断不能忍的。

雍正七年到雍正九年,清廷首次用兵,捕获部分首领,暂时安定了局面。但是待大军撤回,瞻对又反了,且愈发肆无忌惮。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朝廷分三路进军,再次对瞻对开战,其中一路便是从理塘进攻的,而理塘距瞻对(新龙县)直线距离不及百公里。

到了次年的四月份,清廷全胜。之后,类似于瞻对之役的战争在四川藏区时有发生,战后的中央政府对当地土司或杀或抚,以此来加强中央的影响力。有的干脆直接取消土司制度,改派朝廷的流官管理,即“改土归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学界尚有争议,但是云南、四川、西藏明确勘界基本可以认定是在清雍正时期。三省分界正是伴随着朝廷平息土司之乱的过程发生的,巴塘、里塘(后为理塘地)就是这一时期划入四川的。

但是在这期间的土司之乱只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内部矛盾,“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全力强制推进,直到清末边患骤起。

1888年和1903年,英国先后两次入侵西藏,并在1904年和西藏当地的王公大臣签订了《拉萨条约》欲独占西藏的权益。清政府拒绝承认《拉萨条约》两年后不得不就范,中国的西南边界岌岌可危。

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引起清廷强烈的警惕,为了确保及时驰援及监视西藏成为可能,清廷以及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以铁血手段进行改土归流。理塘县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归流成功。

之后,“猛人”赵尔丰又进入西藏,攻入拉萨,把清军推进到尼泊尔、锡金、不丹边界,还把归流措施强推到西藏。只是清廷担心过于激进的措施会引起反弹,赵尔丰提出的在藏区全面推行革教易俗政策并未被批准。

之后,为了便于直接统治,同时制衡、监视边地,民国政府把川西和西藏东部地区(康藏一带)独立设省,是为西康省。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建国后。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区分别并入四川和西藏。

至此,四川藏区的稳定格局才正式落定。而且正是在建国之后,落后的土司制度才完全消亡。

由于受到中原先进制度和生产力的影响较晚,加上自然地理原因,四川藏区一直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更不幸的是,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四川藏区的经济探索并非一帆风顺。

资源诅咒的巨大代价

四川藏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形结构复杂。从卫星图上看,藏区所在的川西地区与东部界限分明,甚至隐约还能看到山脊上连片的积雪。作为横断山脉的一部分,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森林、河流和矿产。

在缺乏技术积累和工业基础的背景下,又坐拥我国三大林区之一——西南林区主体的川西林区,砍树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以阿坝州为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阿坝州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木头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支柱收入。相邻的甘孜州也不遑多让。

当地政府尝到甜头之后自然不肯放过这样轻松的生财之道。而包括但不限于森林砍伐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挤压了本就不发达的制造业,制造业和技术人员的流失则又反过来加重了当地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

更加遗憾的是,资源开发没有明显增加当地农牧民个人财富增长, 贫困问题仍然突出。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资源诅咒”,即丰富的资源不一定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反而会是一种限制。早期的四川藏区无疑受到了这一“诅咒”的困扰。

1951年~1998年,甘孜共输出木材近4000万立方米。到了1998年,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被突然叫停。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1998年注定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那年的洪灾给中国,特别是长江沿岸的人民带来了太多的苦痛。

根据官方统计,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在事后总结教训时,气候异常和滥砍滥伐是被提及最多的原因。

根据相关报告,50年代中期,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为22%,由于不断进行的农地开垦、建厂和城市化,使两岸80%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到九十年代末,四川省193个县中,森林覆盖面积超过30%以上的仅有12个县,一些县的森林覆盖面积还不到3%。

前面提到,四川藏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地处长江、黄河的源头区,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黑河和白河奔腾而过,较大的支流就有570条。所以这里的土地、水源状况,对整个长江、黄河水系都至关重要。

1998年夏,南方周末记者沿着长江上游支流岷江与大渡河溯源而上,到阿坝地区寻找原始森林,最后发现,只要人迹能至的地方,森林早已被砍光。

当年8月,新华社记者随14名世界银行组织的专家考察雅砻江下游生态时看到,“江面上漂浮着上游漂运下来的上万根三四米长、脸盆般粗的木头,小舟左冲右突一个多小时后才驶离码头。行出不到一公里,数万根粗木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几百米的江面。”

随后,这触目惊心的一幕随着新华社《长江仍在砍树》消息稿播发被公诸于众,震动全国。

数日之后,时任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宣布,四川省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四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国家在同一年宣布,长江上游天然林全面禁伐。

“禁伐令”颁布后,甘孜州80%的财政收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长江上游20万伐木工人陷入短期困难。但这并没有让禁伐力度放松,因为现实的残酷让所有人意识到,破坏当地生态的代价是无人能够承受之痛。

自然资源的采掘是绝无可能了,但是当地人还要吃饭,经济还要发展,要怎么办呢?转换一下思路,如此的资源禀赋似乎只剩下一条路了——旅游。但是,不临边、不临海、当时未通高速公路的四川藏区想要发展旅游也没那么简单。

触网重生的四川藏区

如今,人们对于各地“争抢”丁真的行为大多抱着吃瓜的心态,一笑置之。但对当地而言,热度的转移可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流失。而这种争抢,从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早期就已经开始。

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的小说的走红,“香格里拉”的名声不胫而走,“香格里拉”成为了世人的向往之地。但彼时,并没有人知道香格里拉确切的地点在哪里。

2001年,云南先下手为强,将迪庆藏族自治州中旬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随后,甘孜将稻城亚丁的日瓦乡更名为香格里拉乡,然后,亚丁有了前缀———最后的香格里拉, 或香格里拉之魂。西藏当然也坐不住了,说香格里拉在西藏昌都的三江并流区。

争来争去,三省区终于坐到了一起,在2002年达成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共识,承诺在未来10年内共同投资500 ~ 800亿元, 将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处的9个地、州建设成“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

就这样,香格里拉之争才告一段落。

其实不能怪四川藏区在争抢旅游资源时那么“不顾吃相”,因为它们想要改变现状的愿望实在是太迫切了。

就拿丁真所在的甘孜州理塘来说,根据相关数据,2000年,理塘县农村总人口的96.75%几乎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发表于2006年的《四川省理塘县贫困状况调查》显示,受制于牧民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当时,当地小学适龄儿童的失学率将近14%。

旅游业的发展,和扶贫直接相关,关乎当地人的饭碗。

从省级层面,四川省政府先后发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三州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01 ] 31号)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 2008-2012) 》等政策。四川藏区地方政府也一直试图打造全域的旅游方案。

但不管出台什么举措,都绕不开首先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名声能传出去,游客能走进来。

要说传播度,其实《康定情歌》早已名声在外。但是先不说“情歌”的意象过于飘渺,即使想来听听民歌,很多人也不知道康定就是甘孜州的首府。同样如果不是这次丁真的走红,很多人还不知道甘孜属于四川。

要说理塘,很多文艺青年其实早已通过仓央嘉措的诗句“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翅借给我/不飞遥远的地方/到理塘转一转就回来。”留有印象,但这也仅限于文艺青年的范围了。

而近些年为人熟知的稻城亚丁其实早在“十五”期间(2001-2005)就提出旅游兴县的战略,之后的很长时间却不温不火。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移动互联网让这个国家最偏远神秘的景观直接呈现在了大众面前,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想要把名声转变成真金白银,接待能力和交通设施是基础。

以稻城亚丁为例,2008年时, 全亚丁村只有30床留给游人的棉被,游客能睡当地100块钱的牛棚都属“高等待遇”。进入景区的路能“把人脑袋都震成豆腐渣”。这种状况从2013年开始快速改变。

截至今年9月份,稻城共有公路总里程为1433.4公里,其中国道里程171.9公里,省道里程157.3公里,乡道里程123.7公里,通村公路里程945.8公里,旅游专用公路34.7公里。

当然,稻城的变化只是四川藏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2008年,海拔4280米的四川康定机场正式通航。

2013年 甘孜州第二座机场稻城亚丁机场正式通航,机场海拔高度4411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2016年 甘孜格萨尔机场试验段正式开建。机场海拔高度4061米,为甘孜州第三座民用机场。

2003年 阿坝州的首个机场九寨黄龙机场正式通航,成都到九寨沟的行程由10个小时的地面交通缩短为40分钟的空中旅程。

2014年 阿坝红原机场通航,成为阿坝州的第二座机场。

在这样的努力下,结果也就不难猜了。2016年四川藏区旅游收入达443.4亿元,是2010年的4.6倍,年均增长28.8%。甘孜旅游收入从2015年的107.5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66.98亿元。

今年2月18日,四川省政府发布通知,宣布四川藏区全部脱贫摘帽。

四川藏区在一路向好。

在丁真火遍全网之后,四川甘孜州委书记在会上说“丁真现象”要保护好、引导好。各大主流媒体在对丁真不吝溢美之词时,都说要保护好丁真,把握好分寸。

事实上,四川藏区如今的发展和丁真现象何其相似。

虽然找到了主导产业,但是发展的持续性仍然极为脆弱。九寨沟地震导致阿坝旅游收入连续两年下降,证明了主导产业的持续增长依然有较大风险。而本身就处于生态保护区的四川藏区,在发展旅游业时,同样要注意分寸。

我们期待丁真现象和四川藏区的经济一起持续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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