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葛红林卸任中铝集团董事长，并于两个月后就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
在宣布任免决定时，国务院国资委协会党建局局长肖宗辉评价：在中铝集团工作期间，葛红林同志创新国有企业党建与业务融合新办法，带领公司扭亏为盈，工作业绩明显，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各有关方面的好评。
2014年10月，一纸调令，葛红林离开任职长达11年的成都市市长岗位，“驰援”中铝。
彼时，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有色金属行业，中铝连续严重亏损，2014年竟高达198亿元，被称为央企“亏损王”。“临危受命”的葛红林，用5年时间带领中铝走出亏损泥潭，成为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企业。
而在成都工作期间，“职业化市长”是葛红林特殊的履历标签。他曾说，只要听到成都的好消息，他就高兴，“好像也有我的一份”。
近日，这位曾经的“城市CEO”回到四川，参加在德阳举办的“第二届成德同城化财富论坛”，“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一篇讲稿，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徳同城化发展和城市的活力等话题，进行分享。
这篇演讲题目为《城市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今天我们截取其中的精彩观点，按照葛红林自己的说法，“希望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关于成渝双城记
“重庆直辖，鞭策了成都的发展”
今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把握大势、统揽全局的战略决断，是谱写中国梦成渝新篇章的振兴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中央重新在六大区域建立中央局，这些局分别形成了六大区域政治中心，而政治中心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重庆的发展得益于西南局的设立。1966年，中央撤销六大局后，成都的发展得益于四川省会城市。
城市不仅有着城市经济学，还有着城市政治学。一个区域、一个城市，被国家列为战略发展的重点或中心十分关键，有时政治上的政策比经济上的政策更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沿海城市的率先发展应归功于东部率先开放的改革，而成渝的发展也应归功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渝铁路的修建，直接贯通了两座城市；六七十年代中国三线的建设，直接注入了工业力量；九十年代的重庆直辖，直接释放了各自活力，也鞭策了成都的发展。
2003年刚当市长的我，并不担心成都在四川省内的规模和地位，但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赶上重庆的发展步伐，因为当时的重庆，借直辖之势，发力很猛。我在成都工作时，专门订阅重庆日报，天天跟踪学习。
回想那时的成渝，城市间互访和交流学习是不少的，但协同规划，共谋发展是不多的。由此，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你有我有的产业，你争我争的招商引资项目。在电子信息、汽车、石化、总部经济、商业地产、甚至是制鞋等方面，不少投资者往往是在成渝二地作比选，引发竞争。
比如，2010年成都和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争取到了苹果等终端产品制造商以及富士康等代加工企业，成都成为平板电脑的生产基地，重庆成为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由此产生了产品及零配件进出口欧洲的需求。通过成都铁路局的支持，重庆开通了渝新欧班列，成都开通了蓉欧班列，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行时刻开行。现在统称为中欧班列。
总的看来，成渝双城不是竞争型，过去是竞合型，现在是合作型。
有些竞争不能说好处没有，至少两地的干部十分在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将投资者视为坐上宾，决不怠慢。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没有重庆的直辖，仍在一个省内协调汽车产业，成都的汽车产业难以从基本空白，发展到今天的超千亿。航空港的建设，想在重庆和成都机场扩建之后，再干一个天府机场，会反复论证。经过16年的发展，重庆和成都都得到了较快发展而且潜力很大，两兄弟的GDP比值基本保持平稳，谁也没落下谁，不过成都的GDP对上海和北京的占比增加了。
我认为，双循环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又增加了新的使命，新的动力，新的机遇。不仅要打造成为西部开发的升级版，而且要打造成为完整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极，带动我国经济格局和区域布局的重塑，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抗风险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说产业链是兵种，那么就是打造若干个集多兵种的“经济战区”，所谓的增长极，就不是简单的某一产业增长极，而是产业集群的增长极。当前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区域，予以突破，形成四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基本完整的产业集群。
就打造四大产业集群的增长极来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和高科技领域，不仅现有门类齐全、水平不低，而且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比如，航空、核工业、重型装备产业位居第一；航天、汽车、电子信息至少第三，不会第四；就对外通道来讲，是面向欧洲最近的中心，中欧班列的开通，形成比海运更快捷的通道。
关于成徳同城化发展
“是树干长得快，还是树枝长得快？”
本次论坛的题目是“成德同城化财富论坛”。讲到同城化，很容易想到的是地铁、公交、道路等出行的同城化，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同城化，而且是就高不就低。就德阳和成都的二位市长来讲，德阳市长就有压力了，毕竟财力一下跟不上。
我认为，同城化是一体化的更高发展阶段，是更加深化的相融发展，而不是一样化的发展。
同城化发展可以先从邻近的区域先行，以后再从局部区域推广到全域同城化发展，其他区域先行做到一体化，一体中尽可能同城化。
在我国城市的同城化或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得到赞赏比较多的是，佛山与广州、苏州与上海。
佛山与广州的同城化操作，是从相邻区域开始，并逐步推广到全域。2009年，成立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范围涉及两市九区和一个管委会，总面积约629平方公里，其中广州275平方公里，佛山354平方公里，面积接近1/3个深圳。到2015年，将广佛同城化写入“十三五”规划。
苏州与上海的同城化，从媒体上看到，相当多的苏州市民期盼的是直通轨道交通，而且最好是地铁钱。苏州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江苏省头号经济强市，则是通过借力上海科技与金融优势、承接上海制造业转移和专注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发展。不过，现在已经从承接转移上升为竞争比选。
就同城化来讲，体量大的城市往往不会先讲同城化，想一下就会明白，还是体量小的城市先讲更好，越主动越能获得同城化红利，至少避免相互竞争，一体互动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大项目上。
在我国每个区域特大中心城市周边都分布着众多中小城市，有发展理想的，也有发展不理想的。总的看来，发展不理想的，有三种情况：一是我规我划；二是不相往来；三是恶性竞争。
在四川省委作出“一干多支”的发展战略后，有些市州的同志在北京遇见我，常常说成都又要大发展了，而我说你们要大发展了，并以“树的生长”来问道：是树干长得快，还是树枝长得快？
在“一干多支”的战略下，成都周边的城市群将会有更多的机遇，将得到更快的发展。不过，树技要长好并不容易，长不好往往会被剪技。
城市活力比实力更重要
“有活力，早晚会增强实力”
2004年，成都、大连、东莞、杭州、青岛、深圳、沈阳、苏州、温州、无锡十座城市被评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九个分布在沿海，只有一个是地处西部的成都。
在电视台举办的获奖大会上，对十座城市作了点评。
成都：是我国唯一获得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人居环境奖、地方首创奖和最佳范例奖三项大奖的城市。
大连：是首批5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每年一度的大连国际服装节早已名扬海内外。2003年第五界亚欧经济部长会议在大连召开。
东莞：全市有外资企业15000家，电脑95%的零配件在东莞都有生产。东莞占全球玩具产量的三分之一，全球十双鞋中就有一双出自东莞。
杭州：生产总值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位于全国省会城市第二。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景色，还有她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力。
青岛：货物吞吐量居国内港口第三位，青岛目前有9个全国驰名商标，31种中国名牌产品，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
深圳：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000万标准箱居全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沈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达30.4%，列副省级城市第二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1亿9610 万美元，居国内城市前五位。
苏州：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1家落户苏州，10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带着400亿美元来到姑苏古城。苏州的产品出口额列全国城市第三位。
温州：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走出家门的200多万温州人的足迹后面，是随处可见的温州店、温州街、温州城。
无锡：日本在中国投资总量的1/6在无锡。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大中城市第9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3155元，居大中城市第7位。
在获奖会上，我说，城市的活力比城市的实力更重要，有实力没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而有活力无实力会变得有实力。
过了16年，看看这十个城市的变化。
一是城市发展发生了分化。有的城市发展加快，而有的城市发展缓慢了，特别是北方的沿海城市落后了，从有实力变为欠实力。
二是出现了“北方滑坡”。大连和沈阳在2009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乏力了，特别是在2013年之后固定资产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2016年才止滑，但未回升。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天津。
三是常住流动人口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发展速度与流动人口的数量成正比关系。其实，流动人口的增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用脚投票，表征了城市的发展活力。
物理学概念的“活力”，是1686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提出的。竖直上抛的物体，随着上升高度的增加，活力逐渐减小，上升到最高点，活力变为零。
对人而言，活力是指旺盛的生命力；对城市而言，活力是指发展的。城市的活力决定着城市的兴衰成败，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早晚会将实力耗尽。而有活力，早晚会增强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