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过去了，齐邦媛手中的那张往返机票早已过期，父亲齐世英在1947年为她买下的这张带着回程票的机票，终究没能带她飞回北方的故乡，也没能再带她看一眼那条被冰雪封冻的辽河。2024年3月28日凌晨，这位于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作家、学者在中国台湾地区去世，享年100岁。
身为著名的英语文学研究者，齐邦媛最为人们所知的作品是一本用中文写就的回忆录。这本名为《巨流河》的厚重作品，是她在八十多岁时创作完成的，书中讲述了她的父亲、中国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的传奇经历，也记载了她和家人、友人在战争背景下不断迁徙，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在一段段沧桑的个人史中，透露出大时代变迁的线索。这本文笔内敛、情感丰富的《巨流河》于2009年问世，2010年引进至大陆，在华人文学圈引起轰动，至今仍然畅销不衰。
《巨流河》的广受关注，让齐邦媛也出乎意料，这本书和它激发的读者回馈，混合着那些如电影片段般的人生经历，一直陪伴着她孤独的晚年时光，那些回忆也为这位前半生动荡不安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心灵上的故乡。2011年，齐邦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到家乡在哪里的话题时曾说，辽宁铁岭是她的父祖之乡，也是生身故乡，但是如今那里连乡村都不存在了。台湾是她安身立命六十年的家，但她在台湾却仍被称为外省人。“我的故乡，在《巨流河》一书中也许比较稳妥。”
2001年之前，齐邦媛曾四次来到大陆寻根。当然，她还有另一种怀念故土的方式。从六十年前定居台湾地区开始，她将大量精力投入文学研究和教学、编辑工作中，致力于将台湾作家的中文作品传播至英语世界，吴浊流、黄春明、朱天文等人的作品都曾在她的帮助之下推广至更广大的舞台。通过在文学中的浸润和奉献，她找到了回家的另一条道路。
不能让记忆“与草木同朽”
诗人席慕蓉是最早得知齐邦媛近况的人之一。2023年11月的一天，席慕蓉接到了独居的齐邦媛从台湾桃园的养老公寓中打来的电话。当时，齐邦媛向席慕蓉表达了告别之意，在她看来，齐邦媛口中那句“再见”，就是在向她提前道别。席慕蓉与齐邦媛相识已经有三、四十年，她一直带着学生与晚辈的心态与齐邦媛交往，在她眼中，齐邦媛的个性中有刚强的一面。她知道，从八十多岁时开始，齐邦媛就选择在老年公寓中布置自己的书房，专心创作，《巨流河》就诞生这间书房之中。
2017年，曾有大陆媒体去台湾采访94岁的齐邦媛，描述了她在老年公寓中的生活。她每天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修订过去的作品，和读者、学生交流。这种听起来有些枯燥单调的生活，她却依然乐此不疲。她的书房门口贴着“三江汇流”的图片，似乎在怀念着她曾在大学度过的青春时光。她会将读者的信件和网络留言打印出来，装订成厚厚的一叠，在上面画满了笔记。
界面文化总监姜妍曾于《新京报》工作，2011年曾到台湾采访过齐邦媛，有过一面之缘。在她眼里，齐邦媛是一个温柔和善的人，性格中也有热情的一面。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五，也正好是齐邦媛的87岁生日，她们坐在台北著名的“明星咖啡馆”里，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时光。齐邦媛给她讲起明星咖啡馆的历史，讲起在这里卖过袜子的诗人周梦蝶，和在咖啡馆写过稿子的黄春明、白先勇。见面的时候，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是学生送给她，并要求她戴上的。她也得知，虽然齐邦媛一个人独居，但学生们会以寄卡片的方式和她保持紧密的联系。“这对教过3000个学生的她来说，应该是幸福的吧。”姜妍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感慨。
刚强、热情和温婉是齐邦媛身上的一体多面，而了解她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性格并不矛盾，因为她从童年到青春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上。
1930年，年仅6岁的齐邦媛从东北来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在南京读中学的齐邦媛从安徽到达湖北汉口；1938年春天，她和家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从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怀远进入四川，再到重庆安家，就读张伯苓执掌的南开中学读书，才算是暂时找到了落脚之地。在多年的流浪生涯中，身为官员的父亲不能随时陪伴在齐邦媛身边，作为家中长女的她虽然有哥哥，但也必须撑起家中的责任。她经历过弟、妹夭折，母亲重病，被轰炸、疾病困住的一切惨痛，正是这些经历，让这个曾经体弱敏感，如林黛玉一般的少女被迫长大，发展出了积极应对生活的一面。
也正是这种温婉之上生长出的坚强，让齐邦媛有了留存父辈经历的勇气和坚持，特别是父亲齐世英的经历，让她多年来始终难以忘怀，一直牵挂。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留德归来。后来，他在北平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招收流亡学生，也曾主办杂志，收留难民，经历了多年战争之后定居台湾地区。因为长期带着家人四海为家，他也有种漂泊无依之感，常常对齐邦媛说，自己的一生已经“与草木同朽”。这句话让齐邦媛感到很难过。
后来，齐邦媛就读武汉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辗转来到台湾地区的机构执教，本想暂时躲避纷乱的局势，但一待就是六十年。多年来，在教学和生活琐事中忙碌的她，没有忘记脑海中那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父辈们的经历“与草木同朽”。她将写回忆录这个愿望一直坚持到了80岁前后，终于开始提笔。一开始，她只想以女儿的视角去记录父亲的人生，但很快她发现，她对父亲人生资料的掌握也不齐全，她的视角，只能反映父亲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后来，她放弃了大历史视角的写作，回归本真，从自己的记忆出发，忠实地记录自己在大时代下的经历和心路。从那时开始，这本回忆录就真的如同一条流畅的河流一般，缓缓流淌出来，直奔历史的大海，这条河流中流淌的浓烈情感，也感染了两岸的读者。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齐邦媛走完了她整整一百年的人生。超过百岁的人，在中国常被称为“嵩寿”，意思是年长如高山，这样的“嵩寿”对大多数人而言算是一份幸运。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寿也未必是上天的眷顾，因为活得越长，所见的死亡和离别就越多，要承受的苦难也就越多。齐邦媛的生命，就是这样交织着幸运与不幸，在混乱的大时代下，体验着百般滋味。而这种真实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也是《巨流河》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带给诸多读者感动重要原因。正如学者王德威对《巨流河》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是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是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
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能够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名学者，齐邦媛遇见的幸运很多。比如，她生在一个有经济条件和文化底蕴的家庭，足够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作为家中诞生的第一个女孩，齐邦媛也没有遭遇性别歧视，反而得到了长辈的呵护和宠爱。她刚刚降生不久时，身为张作霖旗下军官的祖父回到家中，见到襁褓里这个不足五斤的、“猫”一般的小孙女，心生怜爱，第一句话就是“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但不幸也很快袭来，在那个婴儿死亡率高企的年月，天生瘦弱的齐邦媛在快满周岁时患病，高烧不退，气若游丝，几乎走到了鬼门关口，最终在母亲的坚持和医生的抢救中，她侥幸地存活下来。
身体上的先天不足，带给她的是天生的体弱和敏感早熟的心性，甚至更多直面死亡的经历。1934年，10岁的齐邦媛因为肺病被送到北平疗养，当时的疗养院全是成年病人，只有她一个小女孩住在单间里，孤独和恐惧随时袭来。那时候肺病是重症，有些病人是治不好的，因此疗养院里经常有人死去。年幼的齐邦媛只能靠看书打发时间。她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但她能感知到，胆小的她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当时疗养院有位20多岁的张姐姐，喜欢文学，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她在张姐姐那里看了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作为文学上的启蒙。但有一天，张姐姐的房间里也撒上了石灰。这段经历，也是她除了亲人离去之外，最恐怖的一段死亡记忆。
虽然幸运地治好了肺病，但随着战争四处搬家、四处转学的经历，让齐邦媛的安全感极度匮乏。不受控制的“哭”成了齐邦媛释放情绪的方式。在《巨流河》中，齐邦媛记述了自己两段在长江上“痛哭”的经历：小学毕业时被迫从芜湖逃亡汉口，因为南京的家没了，她哭了一路。后来在重庆渡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光。中学毕业后，她选择到四川乐山，就读当时设在那里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乘船离开沙坪坝时，因为想家，她又哭了一路，有一同前往的同学甚至打趣说，照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
最终，文学和书籍将齐邦媛领上了一条计划外的人生之路，而领路人正是她的恩师、美学家朱光潜。虽然齐邦媛就读了哲学系，却在英文统考中考出了全校第一的成绩，受到了朱光潜的注意。身为武汉大学当时的教务长，他亲自出面和这位学生聊天，认为她太多愁善感，感性大于理性，虽然没有哲学上的慧根，但文学天赋很突出，不如转学英文，自己也可以作为她的导师。齐邦媛听从了这个建议，并果断转到位于武汉的武大英文系就读。很快，齐邦媛意识到，学习文学对她而言是个真正正确的决定，遇见恩师朱光潜，也是她颠簸人生中的又一次幸运。在晚年，她曾回忆，文学一直是她敏感人生中的特效药，在人生痛苦的时光里，她总是回想起自己在年轻时背诵的那些英文经典，无论是在经历战争还是病痛时，雪莱或华兹华斯的诗歌都能有效地治愈她的内心。
在《巨流河》中，人们也能看到充分的文学素养和共情能力，让暮年时写作的齐邦媛可以做到将浓厚的情感融入克制的表达之中。她回忆过一个自己在高中时遭遇战火洗礼的经历：有一次，日本军机轰炸她位于沙坪坝的家，她家的屋顶被震落一半。晚上，漏掉的屋顶偏偏碰上了连夜雨，而当时她的妈妈还在生病，必须躺在床上。大家在床上给妈妈铺一块大油布遮雨，由爸爸坐在床头撑着油伞，全家一起等待天亮。而与此同时，另一件让她难过的事则是，自己邻居家的农夫被炸死，农夫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经历了这些，她发出了对生死最真实的感悟。
在这部如长河一般的回忆录中，这种能切中人们心绪的故事比比皆是。齐邦媛和“青梅竹马”的飞行员张大飞的朦胧情愫，是书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张大飞是曾经寄住在齐邦媛家中的一名东北流亡学生，后来就读军校，并被选为第一批到美国受训的飞行员，回国后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两人书信往来多年，没有向对方袒露过真实的心绪，也仅仅在齐邦媛在重庆读高中时见过最后一面。此后，她一直收到张大飞从各地寄来的蓝色航空信，直到1945年张大飞去世，绝笔中才袒露了对齐邦媛曾经的爱恋。这种相聚短暂，等待漫长，追求精神沟通的“爱情传奇”，在当时也并非孤例，而是战火中诸多年轻人真实的状况。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除了爱情，也有友情。1943年，就在齐邦媛从重庆到乐山读大学那段思念家乡的伤心旅程中，女同学鲁巧珍第一个上前和齐邦媛搭话，后来，三观相近的两人成为同学和挚友，互相陪伴，但几年后就天各一方。1993年，齐邦媛得知69岁的鲁巧珍在上海病危的消息，迅速买票飞回大陆见她最后一面。见面时，鲁巧珍为她写下了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一个个真实个体生命的记录，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也汇聚成了一条条河流，不断地讲述着。《巨流河》出版后，很多读者会给齐邦媛寄出手写信件沟通，特别是很多与她年纪相仿的读者。在齐邦媛的书房里，有不少从中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也有人会给她寄来可爱的纪念品，她都好好地保管着。在这间书房中，齐邦媛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东西，这些回忆和回应，就足够她度过漫长的时光。有人说，其实，齐邦媛在自己的书房中，是在与过去的回忆为伴，并不感到孤独。
在时间中流传
《巨流河》中，关于六十年台湾生活的篇幅虽然不短，但是比起齐邦媛跌宕起伏的前半生，还是显得温馨、平和了许多，甚至有些日复一日的平常。唯一值得喟叹的内容是，齐邦媛当初来台湾，的确没有想着久留，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铁路工程师、被派到台湾参与建设的罗裕昌，他们的心态也是一致的。当时，年轻的两人远离故土，因为孤独逐渐产生情感而结合，但他们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一直留在台湾，甚至在1948年结婚时，两人的婚礼都是回到上海办的。就像齐邦媛那张永远用不到的回程机票一样，他们在台湾落脚，一开始甚至没想着买房子，因为始终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家。后来的几十年，齐邦媛教书、做学术，罗裕昌参与铁路建设，工作艰辛，时常需要加班，但曾经经受过苦难的他们，都安之若素。2012年，罗裕昌去世，孩子也没有陪伴在她身边，最终剩下了齐邦媛一人。
如今，齐邦媛也随罗裕昌而去，人们只能依靠拼凑，去想念已经远走的她。很多人知道，老年的齐邦媛在人们眼中依然是个爱美的人，她系丝巾，涂鲜艳的口红，喜欢去咖啡馆，也爱自己冲泡咖啡。她年轻时在讲台上教书，还经常穿着精致的旗袍，始终保持优雅。看得出，她虽然温柔可亲，但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份坚持和习惯。晚年，她在和记者聊天时，对童年时在北方看到的那些“系纱巾的小姐们”依然记挂着，怀有孩子般的好奇心。爱美的她曾经对别人说过，自己百年之后，要走得干干净净，不要“不成样子”给别人看到，希望有带翅膀的小天使来接自己，话语中透露出年轻可爱的心态。
她活得认真、鲜活，对原则坚持，对历史诚实，讲话直接，也不喜欢贪图虚名。多年来，除了《巨流河》和一些英译文学作品，她并没有大量出版自己的作品。齐邦媛生前，曾有人想帮她建立一座“齐邦媛文学馆”，文学馆的赞助和地点都有了着落，但齐邦媛却坚定地拒绝了。她说：人生百苦之源，一是命运，一是名利。而人之所以败坏，一是为名，一是为利。活到百岁，绝不可屈从于虚名。在齐邦媛看来，《巨流河》是尽力为那一代的人物做传，也是她毕生难忘的回忆，并非为文学、作家之名所作，当然也不能贪图这种名义。
这种坚持经常体现在齐邦媛的人生之中，即使在她身后，还是能够明显地让人感知到。她只想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为一群人，一段历史做传，保持真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刘蓉林是简体版《巨流河》的责任编辑，在齐邦媛去世之后，她也婉拒了媒体的采访，只发来了一段齐邦媛生前的留言。那是齐邦媛在给她的最后一封手写信中所写的话，字句中饱含深情。齐邦媛提到，很高兴《巨流河》一书一直在你（们）的照顾之下……内心关怀，生死难忘。刘蓉林说，人虽然可以隔生死，但齐邦媛的书，是真的可以在时间和记忆中流传的。
在《巨流河》中，提到第一次飞往台湾的旅程的时候，年轻的她还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发展。那是1947年10月的一天，她乘上双螺旋桨飞机，两个小时就抵达了台湾，看到了罕见的菠萝和香蕉，心中还有种莫名的兴奋。但多年以后，回想起那张再没有用上的返程机票，她明白地写下了这样一句：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